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放在桌上原来的位置。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
陈丽筠站在院里，和秦淮茹说话。两个女人站在那面白色的床单旁边，床单在风里鼓着，遮住了她们半个身子。陈丽筠穿着一件淡青色的褂子，头发用木簪子绾着，露出白净的脖颈。她瘦了，脸小了，眼睛显得更大了。她站在那里，像一棵竹子，青翠的，修长的，挺拔的。秦淮茹比她矮半个头，站在她旁边，像一棵小树靠着大树。两个人说了几句话，秦淮茹点了点头，转身回中院了。陈丽筠站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走回西厢房。
她推开门，看见陈师行站在窗前。
“念真呢？”
“去傻柱那儿了。”
她点了点头，走到桌前，坐下来。她看见那封信还在原来的位置，信封没动过，但她知道他已经看过了。她不知道为什么知道，就是知道。就像他知道她要去日本一样，她也知道他看过信了。
“你看了。”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信封上的字是院长的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但她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字，心里却涌起一阵热流——那是舞台在召唤她，那是祝英台在召唤她，那是她等了二十年的角色在召唤她。
“日本。”
“嗯。”
“要去四十天。”
“嗯。”
“念真十一岁了。”
“嗯。”
“你一个人带得了吗？”
“带得了。”
“傻柱帮忙。”
“嗯。”
“一大妈也帮忙。”
“嗯。”
她沉默了。她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睛里有光，那光不是眼泪，是火。是祝英台的火，是舞台的火，是远方的火。她想压住那团火，但压不住。那团火从她眼睛里冒出来，从她脸上冒出来，从她全身每一个毛孔里冒出来。她想去，她想去日本，想去东京，想站在那个陌生的舞台上，用越剧唱一个中国故事给日本人听。她知道日本人听不懂，但她知道他们会哭。因为祝英台的故事不需要翻译，眼泪是通用的语言。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你要去。”
“你怎么知道？”
他转过身，面对着她。罡劲的门关着，但他的感知像一盏灯，照着她的心。她的心在跳，很快，很乱，但那团火在里面烧，烧得很旺，很亮，很烫。那团火从她十八岁烧到现在，烧了二十年了，越烧越旺，越烧越亮。她想去，她知道他看出来了。
“你眼里有火。”
她愣住了。她没想到他会这么说。她以为他会说“你是演祝英台的人”，像上次说“你是演林黛玉的人”一样。但他没说。他说“你眼里有火”。她摸了摸自己的眼睛，手指碰到睫毛，痒痒的。她笑了。
“什么火？”
“祝英台的火。”
她不说话了。她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眼泪下来了，不是哭，是那团火烧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咸的，烫的。她没擦，让眼泪流着。
“梁山伯和祝英台，他们最后化蝶了。”
“嗯。”
“他们飞走了。”
“你演他们。”
她低下头，看着那封信，看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他。
“那你等我。”
“等。”
第二天一早，陈丽筠开始收拾行李。她把衣服叠好，放进帆布包里。她把戏谱拿出来，翻了几页，又放回去。她把那双绣花鞋拿出来，看了看，鞋底磨薄了，鞋面的绣花也褪色了，但她舍不得换新的——这双鞋跟了她八年了，从她第一次演祝英台穿到现在。她把鞋放进包里，又拿出来，抱在怀里，摸了摸鞋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