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站在柏树下，看着那块石头。石头上落了一层霜，白花花的，像是撒了一层盐。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站桩。两脚分开，膝盖微屈，双手抱在丹田前。阖目，内视。气血走，一圈，两圈，三圈。丹劲抱住了，浑身上下暖洋洋的。霜降的冷被挡在皮肤外面，皮肤里面是暖的。站了三刻钟，收了功。睁开眼睛，太阳出来了。从东边的山后面探出头来，光照在柏树上，照在石头上，照在霜上，亮晶晶的，像碎银子。
他从怀里掏出那本旧案笔记。黑色的硬壳封面，边角磨得发白了，书脊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十年了。这本笔记跟了他十年。从1958年到1968年，十年。第一页写着1958年李姓失踪案，最后一页写着1968年温兆年落网。从陈德发到老黄到温兆年，从珠市口到天津到东北，从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十年，他在这本笔记里写了多少字，他自己都数不清。有些字工工整整，有些字潦潦草草，有些字涂了又写，写了又涂。每一个字都是他追过的路，每一个字都是他等过的时间。现在，路到头了。时间到了。
他翻开第一页。1958年，李姓失踪案。字迹还很新，工工整整的，一笔一画的。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这个案子，他接了十年。十年里，他查了很多人，跑了很多地方，写了很多字。现在，案子结了。不是他结的，是温兆年结的。温兆年落网了，供出了1949年的事，也供出了1958年的事。李姓失踪案，是温兆年的人做的。人已经死了，但案子破了。李姓家属那六个字的“谢谢你”，他还记得。那天她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封信，眼泪从脸上淌下来，嘴唇哆嗦着，说了六个字。他记了十年。现在，他可以告诉她：案子破了。不是他一个人破的，是很多人一起破的。但他可以告诉她：破了。
他翻。一页一页地翻。1959年，陈德发。1960年，天津，老黄。1961年，北京。1962年。1963年。1964年。1965年。1966年，东北。1967年。1968年，处暑，温兆年潜回北京。1968年，白露，什刹海南岸，长椅，温兆年，确认。1968年，寒露，温兆年落网。最后一页，温兆年的名字旁边，画着一个圈。圈旁边，添了一行字：“师父，你帮过的那个人，我追到了。”
他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师父不识字。师父不认识字。但师父知道。师父在天上，在西山上，在风里，在雨里，在这棵柏树里。师父知道。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火柴是早上从所里拿的，小马的，他借了一盒。他划燃一根火柴。火苗在风里晃了晃，差点灭了。他用手护着，凑到笔记边上。第一页，1958年。火苗舔着纸，纸卷了，黑了，着了。1958年，烧了。1960年，烧了。1962年，烧了。1964年，烧了。1966年，烧了。1968年，烧了。一页一页的，纸在火里卷曲、发黑、变灰。火焰不大，但很旺，红红的，黄黄的，在风里晃着。他拿着笔记，一页一页地烧。烧到陈德发那一页，火大了些，纸烧得快，几秒就烧完了。烧到老黄那一页，火小了，他又划了一根火柴。烧到温兆年那一页，他把笔记放在地上，让火烧。火焰舔着那行字——“师父，你帮过的那个人，我追到了。”字在火里变形了，“师”字先没了，“父”字也没了，“你”字也没了，“帮”字也没了，“过”字也没了，“的”字也没了，“那”字也没了，“个”字也没了，“人”字也没了，“我”字也没了，“追”字也没了，“到”字也没了，“了”字也没了。都没了。只剩下灰。
最后一页烧尽了。火灭了。灰在地上，黑黑的，薄薄的，风一吹就散。他蹲下来，看着那堆灰。灰还是热的，冒着细细的烟。他伸手，用手指碰了碰灰。灰碎了，碎了，更碎了。风来了，吹过柏树，沙沙的，灰飞散了。一片一片的，像黑蝴蝶，飞起来，飞到空中，飞到柏树上，飞到石头边上，飞到山下去了。他看着那些灰飞走，飞远了，看不见了。
他站起来，站在柏树下。风还在吹，吹着他的脸，凉凉的，干干的。他看着山下。山下是北京城，灰蒙蒙的，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房子，烟囱冒着烟，路上走着人，小小的，像蚂蚁。他站了很久。
“师父。”他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案子结了。”
风停了。柏树的叶子不动了。山下的声音也不见了。整个世界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