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
他走进去，站在桌前。
“有线索吗？”王振山问。
“没有。”
王振山点点头。“分局那边也没消息。可能人还没到，可能已经到了，藏得深。你继续盯着。”
“嗯。”
他出了办公室，拿了帽子，走了。骑回院里，天已经黑透了。院里，老槐树在黑黢黢的天里立着，枝头像一把撑开的伞，叶子落了大半，伞破了，漏出天光。西厢房的灯亮着，暖烘烘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院里，一小块，黄黄的。他把车停好，推门进去。念真正在地上耍，看见他进来，立刻跑过来。“爸爸！念真今天站了八分钟！”“嗯。”“明天站九分钟！”“好。”陈丽筠在灶台前忙活，回头看了他一眼。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他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白露的夜，凉了，窗玻璃上又蒙了一层水汽，外面的灯模糊了，变成一团黄黄的光。
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出去转。上午一趟，下午一趟，把辖区里每条胡同都走了。什刹海、鼓楼、地安门、德胜门、安定门、交道口、南锣鼓巷，一个地方都不放过。他走得慢，看得细，丹劲的感知一直散着。他能感觉到身边每个人的心跳，快的慢的，匀的乱的。他能分辨出哪些人心里有事，哪些人心里没事。那些心里有事的人，心跳不稳，呼吸不匀，走路的步子也是乱的。他一个一个地看，一个一个地排除。都不是温兆年。
九月七号这天，白露。节气到了，天更凉了。早上起来，窗玻璃上的水汽厚得像一层霜，他用手指划了一下，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他站完桩，吃了早饭，骑上车去所里。到了所里，王振山把他叫进办公室。
“分局来电话了。”王振山说。“温兆年可能已经到了北京。有人在火车站附近看见一个老头，七十几岁，瘦，颧骨高，左眉梢有一道疤。但没追上，人走了。”
陈师行听着，没说话。
“你盯紧了。他可能在你辖区里落脚。他在北京待过六年，有旧关系，有落脚点。你查过他的旧居吗？”
“查过。他1958年迁东北之后，那房子就收归公有了，现在住着别的人家。他不可能回去。”
“那他的旧关系呢？”
“查过。他在北京的关系人，能查到的都查了。有些已经死了，有些搬走了，有些下落不明。但——”他顿了一下。“但可能还有没查到的。”
王振山看着他。“那就接着查。”
“嗯。”
他出了办公室，拿了帽子，走了。今天他没骑车，步行。从所里出来，往南走，走到地安门，再往西，走到什刹海。他走得不快，眼睛扫着两边。街上的人比前几天多了，今天是白露，有些人家讲究，要吃白露酒，街上有人提着酒瓶子，匆匆地走。他走在人群里，丹劲的感知散着，一丈，两丈，三丈。他能感觉到前面那个人的心跳，咚咚咚的，很快，是个年轻人，赶着去什么地方。左边那个人的呼吸很重，呼哧呼哧的，是个胖子，走路费劲。右边那个人的步子很轻，很稳，是个练家子，但功夫不深，暗劲都没到。都不是温兆年。
他走到什刹海，沿着湖边慢慢地走。湖面上漂着更多的叶子了，黄黄的，一片一片的，像是谁在湖面上撒了一把碎金子。岸边的柳枝垂得更低了，柳叶也黄了，有些已经掉了，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晃着。湖边的人不多，有几个遛弯的老人，一个钓鱼的中年人，一对年轻男女坐在长椅上说话。他扫了一眼，继续走。走到湖的南岸，有一排长椅，平时坐的人多，今天人少，只有一张椅子上坐着人。一个老人，独坐。七十几岁，瘦。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白了，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的。头发花白了，稀稀拉拉的，被风吹得有些乱。他坐在长椅上，两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湖面。身子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老树。
陈师行的心跳了一下。
他没停，继续走。眼睛没往那边看，但丹劲的感知已经罩过去了。他走得很慢，步子和平常一样，不急不慢。他的脸很平，没什么表情。但他的脑子里，那张照片已经翻出来了。照片上的人，五十来岁，瘦，颧骨高，眼窝深，左眉梢有一道疤。照片是黑白的，泛黄了，边角卷起来了。他看了好几年了，那张脸已经刻在脑子里了。现在，那张脸就在他身后三丈远的地方。老了二十岁，头发白了，脸上的肉更少了，颧骨更高了，眼窝更深了。但左眉梢那道疤还在。浅浅的，像一条小虫，趴在眉梢上。
温兆年。
他走过了长椅，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走到湖的拐角处，拐了个弯，消失在柳树后面。然后他停下来，站在一棵柳树后面，透过柳枝，看着那张长椅。温兆年还坐在那儿，没动。他两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湖面。湖面上有风，吹起一圈一圈的波纹。他看得很认真，像是要把这片湖水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