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板。瘦高个，不爱说话，带着一个妹妹要饭长大，在天津开了三年杂货铺，欠着一笔北京的账，最后杀了人，跑了。

    他的姐姐，病故了。

    明天，他去送她。

    他想着这些，慢慢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他起来，收拾了个小包袱，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几个馒头、那个笔记本。

    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傻柱已经在厨房门口了，看见他，递过来一个布包。

    “路上吃的。我做的烧饼，还有几个鸡蛋。”

    他接过来，说：“谢谢。”

    傻柱说：“早点回来。”

    他说：“好。”

    他走了。

    从南锣鼓巷坐电车到前门，再从前门坐火车去塘沽。火车是慢车，走走停停，到塘沽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塘沽比北京还冷。风从海面上刮过来，带着潮气，往骨头缝里钻。他紧了紧棉袄，按着信上的地址，往那个大杂院走。

    找到地方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灵棚。几块木板搭的，上头盖着白布。灵棚底下，一口薄棺材停在那儿，棺材前头点着香，摆着供品。

    人不多。稀稀拉拉几个，都是街坊邻居，站在旁边，低声说着话。

    他走进去，站在灵棚前，对着棺材鞠了三个躬。

    然后他走到旁边，找了个角落站着。

    没人注意他。

    丧事很冷清。没有和尚念经，没有响器班子，就几个邻居帮忙张罗着。陈老板的姐夫——那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孝衣，站在灵前，木木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站了一会儿，走过去，帮着搬桌椅。

    又帮着烧纸钱。

    又帮着招呼来的客人。

    没人问他是谁。也没人管他。他就那么忙活着，从下午忙到晚上。

    天黑了。邻居们陆续走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个人——陈老板的姐夫，两个帮忙的亲戚，还有他。

    亲戚也走了。只剩他和那个男人。

    男人坐在灵棚底下，守着那口棺材。他也坐过去，坐在旁边。

    两人就那么坐着，不说话。

    夜越来越深。风刮起来，呜呜的，把灵棚的白布吹得哗哗响。香火一明一暗的，在黑暗里闪着光。

    男人忽然开口。

    “你是……什么人？”

    他说：“故人的晚辈。”

    男人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又坐了一会儿，男人忽然说：“她弟作孽，害得亲戚都不敢来。”

    他看着男人。

    男人低着头，看着地上的火盆。火盆里还有纸钱烧过的灰，黑黑的，偶尔有一两点火星。

    他说：“她弟现在何处？”

    男人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他等着。

    男人说：“去年托人带过口信，说在东北。”

    他愣了一下。

    “东北？”

    男人说：“嗯。说在东北，别找他了。”

    他记下了。

    男人抬起头，看着他。

    “你找他有事？”

    他说：“没有。就是问问。”

    男人看着他，看了两秒。

    然后他低下头，继续看着火盆。

    两人就那么坐着，坐到天亮。

    第二天，出殡。

    棺材抬到坟地，埋了。没有墓碑，就一个土堆。男人站在坟前，烧了些纸钱。他站在旁边，也烧了些。

    烧完了，男人转身，往回走。

    他跟在后面。

    走到路口，男人站住了，回头看他。

    “你回去吧。”男人说，“别找了。”

    他说：“为什么？”

    男人说：“他不想让人找。”

    他没说话。

    男人转身，走了。

    他站在路口，看着那个背影消失在巷子里。

    然后他转身，往火车站走。

    一路上，脑子里全是那两个字。

    东北。

    他追了近两年，终于有了方向。

    回到北京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直接回西厢房，坐在炕沿上，拿出那个笔记本。

    翻开，把这次去塘沽的经过都记下来。时间，地点，说的话，还有那两个字。

    东北。

    记完了，他合上本子，放回抽屉里。

    和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一起。

    然后他坐在那儿，看着那个抽屉。

    看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出门。

    走到院里，站在老槐树下。

    月亮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