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不常使用的会议室，没有那间大会议室的庄严肃穆，也没有常委会议事厅的剑拔弩张。
米白色的墙面，深蓝色的窗帘半掩，椭圆形的会议桌不大，只够坐十二三个人。
谭凯特意选了这里，不是正式的工作汇报，不是上级对下级的约谈，只是一场沟通。
门被推开，林朝阳侧身引路：“陈老，请。”
陈岩石走在前面，步伐依然稳健，旁边跟着郑西坡，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帆布文件袋。
谭凯已经在会议室里等着，看见陈岩石进门，他站起身，绕过会议桌迎了上去，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客气与尊重。
“陈老，辛苦你跑一趟。”谭凯伸出手。
陈岩石握住谭凯的手，力道不轻不重，他的目光越过谭凯的肩膀，落在身后那张空着的会议桌上，又收回来，与谭凯对视。
别人不清楚谭凯，他陈岩石是清楚的。
当年他在省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时，谭凯还在发改委当处长，分管项目审批。
那时赵立春刚当上省长，正是意气风发、大权在握的时候，多少干部削尖了脑袋往赵家靠，谭凯却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不攀附，不对抗，只埋头做自己的事。
后来赵立春当了省委书记，汉东官场几乎成了赵家的天下，高育良、李达康这些后来的巨头，彼时也不过是赵立春棋盘上的棋子。
高育良被梁群峰一手提携，感恩戴德，从此与赵家绑定，李达康靠政绩说话，却也离不开赵立春的默许与支持。
只有谭凯，始终游离在核心圈之外，却稳稳当当地从处长做到主任。
他凭什么？
凭的是背后的背景，凭的是那份谁也无法替代的经济工作能力。但这些都不是最可怕的。
谭凯在汉东二十多年，极少公开举荐干部，由他亲自提名、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人，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可就是这寥寥数人，如今遍布汉东要害部门。
发改委的主任、财政厅的厅长、审计局的局长、还有几个地市的书记市长。
这些人从不以“谭系”自居，谭凯也从不与他们过从甚密。
但陈岩石清楚，官场上的脉络不是靠吃几顿饭，通几通电话维系的，谭凯在他们仕途最关键的时刻伸出过手，这份情会用一辈子。
这就是谭凯的高明之处，也是最让对手忌惮之处。
赵立春离开后，汉东官场私下有句话：高育良、李达康、谭凯，是新的三大巨头，这话未必准确，却也反映了某种共识。
高育良坐镇省委，是名义上的“二把手”，又是梁群峰的衣钵传人，门生遍及政法系统。
但他终究是教授出身，有股改不掉的书生意气，懂得平衡，懂得计算，却少了那种真正厮杀出来的狠劲，在经济工作上，他远不如谭凯和李达康，这是他最明显的短板。
李达康有政绩、有魄力、有敢于拍桌子的硬气，但赵立春一走，他的处境立刻变得微妙起来。
他当过赵立春的秘书，这是他的资本，也是他的负累，这些年他竭力证明自己，想摆脱赵家旧部的影子，可越是这样，越显得刻意。
而谭凯呢？
有背景却从不以此压人，有能力却从不以此自傲，有人脉却从不以此结党。
他就像一块埋在汉东地底深处的磐石，看不见，摸不着，却支撑着整片土地的地基，谁也不知道这块磐石到底有多大，埋得有多深，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可当你试图撼动什么的时候，才会发现，他早就在那里了。
这样的人，最难对付。
陈岩石收回思绪，微微点了点头：“谭省长客气了，是我们麻烦你。”
林朝阳给每人倒了茶，轻轻退出去，关上门。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空调送风的轻微声响。
谭凯没有绕弯子，端起茶杯没有喝，“陈老，郑主席，今天请两位来，是想当面沟通一下大风厂拆迁补偿的事，京州市政府已经把光明峰项目涉及的各方情况向省政府做了详细汇报，关于大风厂职工提出的补偿诉求，省政府这边也进行了专题研究。”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陈岩石，落在郑西坡脸上：“老实说，省政府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在已经达成的补偿方案基础上，再次提出大幅提高的要求，这种行为，从程序上讲，属于坐地起价。”
他的语气不重，甚至称得上温和，但坐地起价四个字，清晰地表明了省政府的定性。
“谭省长。”郑西坡开口，声音有些干涩，却带着一股豁出去的劲头，“我们大风厂的工人都是粗人，不懂什么程序不程序、定性不定性，我们就知道一件事，蔡成功拿了多少钱，我们大风厂就拿多少钱，这个要求过分吗？”
谭凯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