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蕴含的商业价值——怎能让欧洲人独享？”

    朱利安的演说总带有煽动性，让他们忍不住去勾勒未来的图景。

    当然，这种说辞对这些老油条来说显然还不够致命。

    有格局的商业领袖自然知道未来价值所在，但不代表没有忧虑。

    “市场潜力到底有多大，没人知道。而且他们连饭都吃不上！”辉瑞董事长提出了质疑。

    “市场是需要培养的。现在谁能先进入市场，就会具有先发优势。”

    朱利安挥舞着手势，

    “诸位应该具有的是‘渔民心态’，而不是‘食客心态’。”

    “渔民？食客？”

    “食客只用等美味佳肴端上桌，付出食材成本和高溢价就可以了。

    而高明的渔民从养鱼开始，只有鱼塘里的鱼够肥够大，才是下网的关键时候。

    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精力，而不是去等待别人把鱼养肥了，你再去下钩。

    那样只会被大鱼拖到水底。”

    朱利安巧妙地用鱼塘来做商业比喻。

    想利益最大化，就得保持耐心去培养市场，而不是在餐桌前想美食。

    一番话道破了某些人既要又要的纠结心理。

    “法律不健全下的纠纷怎么解决？”

    “政治红线的边缘在哪里？”

    一连串的提问，既包含了他们对于陌生市场的不解，同样也出于对陌生市场的期待。

    朱利安只得张开双臂，耸耸肩：

    “很抱歉，我不是华国高官。

    这次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是了解情况，是建立联系后的商业评估。

    直接洽谈合作立即签约，那是不现实的。”

    “朱利安说得没错。”

    戴维作为团长，终于站了出来，语气沉稳却不容置疑，

    “我们此次的目标是搭建两国民间沟通的桥梁，在建交之后逐步推进商业影响力。”

    众人这才安静下来，小声交流着各自的展望。

    在等待重新起飞的间隙，可口可乐董事长罗伯特·戈伊苏埃塔主动凑了过来。

    “维托里先生，作为公司的战略投资者，我想您一定有充分的考量。”

    “既然你问了我，那我就必须照实说。

    可口可乐从产品上对华夏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从品牌上来讲……”

    “触犯了政治红线吗？”

    “的确是被极左思想视为资本主义的符号象征，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大兵的形象深度捆绑。”

    朱利安点点头，说出这个消费品牌进入市场的难点。

    “该如何破局呢？您母亲的故乡是否可行？

    1948年的申城是可口可乐海外最大的单一市场，年销量100万瓶。”

    戈伊苏埃塔诚恳道。

    “不是在哪个城市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切入。”

    朱利安略一思索，计上心头，

    “你把重点放在涉外饭店，针对陆续来考察的外籍人士，和使馆区的外交人员上。”

    “也就是说，不卖给华人，只卖给外籍？”

    “对。一蹴而就直接打开市场很难。

    但是长久的熏陶之下，普通市民看到外籍人员有可乐喝，而我没有。

    自然会产生不公平的心理，那个时候不用去敲门，门就会自动开了！”

    “好主意！前期可以直接从太古的罐装厂调货寄售。”

    戈伊苏埃塔举一反三，立刻明白，

    “再免费赠送一条生产线促成合作。”

    “可以再加一条，计划外的产能可以由公司回购。

    转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销售，所得利润偿还可口可乐的浓缩液采购。”

    补偿贸易的方案不涉及对内销售，完全是合作进行，自然不会触及卖国主义的红线。

    朱利安清晰记得，当年中粮公司的罐装厂要落地申城时，就收到了雪花般的投诉信。

    既担心资本主义的洋品牌腐蚀人心，又担心本土饮料受到冲击。

    在舆论压力下，最终没有选择申城，而是在燕京落地。

    改革之路，还很漫长。

    而现在，正是黎明前的破晓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