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救中国，就要有人把这群吃人的东西连根刨了。”
“谁来刨？”
“枪。”
那人看完最后一个字。
他把试卷放下。
“第三个问题。”
他看着陈锐。
“你信三民主义吗？”
陈锐沉默了两秒。
然后他说：
“三民主义是一个起点。”
“它告诉四万万人：皇帝是能推翻的，洋人是能打跑的，这片土地可以不再跪着活。”
“走到这里，用了三十年。”
“下一步往哪里走，需要更长的路，更多的人，更硬的骨头。”
他看着那人。
“我愿意走这条路。”
考室里很静。
那人站起来。
他没有说话。
他只是伸出手。
陈锐握住。
那是一只握过笔、握过锄头的手。指节粗大，虎口有老茧，掌心干燥温热。
——三十一年后，这只手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陈锐握着这只手。
他沉默地，用力地，握住。
那人看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
他没有问那个“梦”的细节。
他只是说：
“陈铁山同学。”
“你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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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锐走出考室时，走廊已经没人了。
杨立青在仓库门口等他。见他回来，没有问考得如何，只是把手里的搪瓷碗递过来。
晚饭。红薯稀饭，咸菜疙瘩。
陈锐接过来，没吃。
“周教官问你什么了？”杨立青问。
陈锐没说话。
“那位湖南来的考官呢？”
陈锐把馒头掰成两半，递给他一半。
杨立青接过，没再问。
远处，珠江上又亮起零星的灯火。暮色从海面漫上来，把操场上那几门克虏伯山炮吞成模糊的剪影。
杨立青咬着馒头，忽然说：
“陈兄，你信命吗？”
陈锐说：“不信。”
“那你说，我们这些人，十年后会在哪里？”
陈锐沉默了很久。
暮色越来越重，操场上已经看不清人了。
他说：
“十年后，你会在一支队伍里，守着一条山沟。”
杨立青怔住。
“你会当上师长，然后军长，然后兵团司令。”
“你会活到一九五五年。”
杨立青看着他，眼睛在暮色里很亮。
“那你呢？”
陈锐没有回答。
他望向江面。
半晌，他说：
“我也许会死在路上。”
“也许能活到那天。”
“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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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晨，一期录取榜单张贴。
红纸墨字。
第一名：陈赓
第二名：蒋先云
第三名：陈铁山
人群簇拥着榜单，有人欢呼，有人黯然离场。杨立青挤在人群里，看见自己的名字在第七行，长长呼出一口气。
他回头去找陈锐。
陈锐站在人群外面，没有去看榜。
他望着操场上那几门克虏伯山炮。
晨雾散了。炮衣已经揭开，炮管在阳光下泛着冷光。二期学员正在操练装弹、瞄准、退壳，动作还生疏，口令却喊得很响。
远处珠江口，一艘客轮正缓缓驶入。
船上满载着下一批从上海来的考生。
1924年3月21日。
陈锐转过身。
“立青，”他说，“上课要迟到了。”
1924年5月5日，立夏。
陈锐在军号声中醒来。
这是他上岛的第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里，他学会了分辨珠江口七种不同船型的汽笛声，学会了在十五分钟内完成着装、打绑腿、携枪集合，学会了把鼻腔里那股熟悉的腥甜咽回去不让任何人发现。
——那道白光又来过五次。
最近一次是三天前。凌晨三点，他在睡梦中看见了一座石桥。桥栏是汉白玉的，被月光照成银灰色。桥下有水，很静。
他只看了三秒。
醒来时枕头上全是血。他趁着天黑把枕巾塞进木盆泡了，没人发现。
“陈兄！”
杨立青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