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知道草原。”
巡洋舰颠簸着驶入乌兰花镇时，天已经擦黑。
四子旗公安局的会议室暖气烧得足，墙角堆着没撤走的春节红灯笼。局长姓白，五十出头，眼下青黑，烟灰缸里插满烟蒂。
他把厚厚两摞排查笔录搬到桌上。
“去年12月19日报案，”白局翻开工作日志，“牧民清理羊粪堆，一锹铲出红布，扒开是死人。我们当天封控现场，方圆十公里搜了三遍，没有车辙，没有足迹。”
“零下三十度，”旁边的刑警大队长补充，“地冻得比石头还硬，别说轮胎印，你拿铁镐刨都刨不出坑。凶手根本不用清理痕迹——老天爷替他清完了。”
张川翻着那摞笔录。
七百多户，两千多人，四王旗周边三个苏木、五个嘎查，所有牧民都问过。没有人见过陌生车辆，没有人听过异常响动，没有人认得死者。
“死者身份呢？”刘强问。
“没锁定。”大队长摇头，“协查发到周边五个盟市，报上来失踪人员对不上。这人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
“那张手机号呢？”
“山西怀仁的归属地。”大队长递过协查回函，“我们跟怀仁警方对接过，机主叫杨林科，53岁，四川广元人，在当地私矿打工。电话打过去是空号，这个人在2003年8月之后就失联了。”
“失联前的社会关系查过吗？”
“查过。”大队长顿了顿，“矿主说他2003年夏天就离矿回老家了。我们联系四川警方，广元那边查无此人。线索断在这儿。”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张川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乌兰花镇零星的灯火，更远处是无边的黑暗。他想起卷宗里那三张红布的照片。
头裹红布，脚套红套，腰系红带。
不是风俗。
不是仪式。
是恐惧。
“白局，”他转身，“死者身上的红布，你们查过来源吗？”
白局愣了一下。
“我们排查过周边布匹店、裁缝铺，没有匹配的进货记录。以为是死者自己带的……”
“不是死者带的。”张川打断他，“是凶手裹的。”
他把三张现场照片并排贴在白板上。
“头、脚、腰。三处红，三处打结方式一致。这不是死者临死前自己能完成的操作。是凶手在杀人之后，亲手给他裹上的。”
他指着照片里那道勒痕。
“勒死，然后裹红布。为什么？”
没人回答。
乌日娜忽然开口。
“在我们牧区，”她说，“老人讲，人横死之后魂魄会缠着凶手。用红布裹住死者的眼睛、脚、腰，是怕他认路回来。”
她顿了顿。
“这不是什么风俗。是迷信。是心里有鬼的人自己编出来的辟邪法子。”
张川看着她。
“凶手害怕。”
第二天清晨六点，张川带乌日娜、赵小宝重返抛尸现场。
牧场地处四王旗东北边缘，距离边境线不到一百公里。二月的草原风硬如刀，从蒙古高原毫无遮拦地灌过来，刮在脸上像砂纸打磨。赵小宝没戴棉帽，十分钟后耳朵冻成两个红团。
“师傅，”他缩着脖子，“这地方夏天有人来吗？”
“六到九月有牧民放羊，”乌日娜指着远处几间废弃土房，“那户是夏营地，十月就撤了。”
“那凶手怎么知道这儿没人？”
乌日娜没回答。
张川蹲在抛尸点——三个月过去，羊粪堆已经被牧民平掉，只剩一片颜色略深的冻土。他伸手按了按，地面硬得像水泥。
“冻土挖不动，”他说，“所以凶手没挖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