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送他到院门口。
“让您见笑了。”他说,“这孩子……确实没出息。”
烈没回头,只挥了下手,大步离去。
院门重新关上,门栓落定。
屋内静了几息。
惠立刻转身进厨房,把药碗倒进泔水桶,洗净擦干,放回原位。她又从灶底抽出一块松动的砖,将一张折叠纸条塞进去,再把砖推回去。
健走到窗边,掀开一点帘子,目光顺着街道扫出去。烈的身影已经拐过街角,没停留,没回头。
他放下帘子,轻轻摇头。
惠走回卧房,站在床边,不出声。
悠缓缓睁开眼。
眼神清明,没有一丝病态。
他右手悄悄握拳,又慢慢松开,指尖还有些微颤。刚才那一瞬,烈的查克拉扫过心脏区域时,他几乎本能地想调动经脉反应——那是无数次生死对战留下的肌肉记忆。但他硬生生压住了,连睫毛都没抖一下。
他深吸一口气,极轻地吐出,胸口随之沉下。
装病最难的不是扮相,是面对羞辱时不反击的克制。
“走了?”他问,声音仍沙哑,是长期少语和药物压制声带的结果。
“走了。”健说,“没怀疑。”
“他说骑缝章的事。”惠低声提醒。
“他知道我们走通了关系。”悠说,“但他不在乎。在他眼里,我们这种人,就算打通关系,也不过是苟延残喘。”
屋里没人接话。
窗外夕阳斜照,光线穿过窗纸,落在地面一道窄窄的光带上。灰尘在光里浮动,缓慢旋转。
悠没起身,仍躺着。
他知道现在不能动。激进派的人嘴上不说,心里未必真信。接下来几天,可能还会有人来“慰问”,或是安排别的试探。他必须继续病着,至少再躺三天。
惠坐到床尾,开始缝补一件旧外袍。针线穿过布料的声音很轻,但稳定。她的手没抖,线也直。
健搬了张小凳坐在门边,拿起一把短刀,用磨石慢慢打磨。刀刃已经钝了,是他特意为之。他每磨十下,就停下来检查一次,像是怕磨得太亮。
悠闭上眼。
耳朵听着屋内的动静:磨刀声、针脚声、远处归家的脚步声、邻居家孩子喊吃饭的声音。
一切如常。
但他知道,刚才那场查验,差一点就出事。
烈最后一句“废物”,不只是羞辱。那是警告,也是判决——你已被定性为无用之人,不会再被关注。这种轻蔑,反而最安全。
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更要演到底。
惠缝完最后一针,咬断线头,把衣服叠好放在一边。
“明天我再去买点药渣回来。”她说,“晾在院子里,让人看见。”
“嗯。”悠睁眼,“顺便打听下西校场的情况。”
“别问太多。”健插话,“你现在是病人家里人,不是探消息的。”
“我知道。”惠点头,“我就问一句‘最近是不是要集训’,别的不说。”
悠没再说话。
他抬起手,看了看指甲。边缘有些发青,是缺氧的表现,也是长期服药的副作用。他特意保留这个细节,明天还得让它更明显些。
外面天色渐暗,巷子里亮起零星灯火。
一家三口各自坐着,不动,也不大声说话。偶尔眼神交汇,也只是极短暂的一瞥。
危机过去了,但警戒没撤。
悠把手放回被下,重新摆成虚弱的姿势。
他闭上眼,呼吸再次放缓。
屋外,一只野猫跳上院墙,停了一下,又跃入隔壁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