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瑜蓓把资料放在桌上，一字一句说：“因为当学生把三方叙述放在一起看时，他们会发现其中只有一方的叙述里有活下来的人的脸。”
房间里静了两秒。
白野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刘勇说：“那就让他们比。”
朴尹慧转过头。
刘勇继续说：“不是怕比，是怕你不比。比得越多，越清楚。”
这句话定下来以后，白野给法国大学回了授权确认邮件。
邮件里没有宣传口吻，也没有胜利姿态，只明确三点：教学授权免费提供；课堂使用版本不得剪辑或删改；如需配套资料，可以提供公开上映中已发布的历史参考清单和制作访谈。
法国那边很快回复。
他们接受。
德国那所大学的流程更慢。
委员会要求先观看完整影片，再决定是否纳入电影研究系的“影像与社会记忆”专题。白野把加密放映链接发过去，等了整整九天。
第十天，对方回信。
他们没有使用“通过”这个词。
他们写的是：建议作为课堂讨论案例，并要求学生在观影后提交一篇关于“商业发行压力下的历史叙事边界”的短论文。
刘勇看完，笑了。
“他们这是把我们的麻烦也写进课题了。”
白野说：“这才是真进去了。不是被当成样板，而是被当成问题。”
比利时那所学校则最直接。
他们的电影研究系主任在邮件里写，学生过去讨论战争题材时，总是习惯从欧美经典影片入手，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亚洲独立历史电影在全球发行中的真实案例。他们希望把刘勇的电影作为一次完整的市场与伦理双重讨论，既看影像，也看它如何被封锁、被攻击、被独立院线接住。
到月底，欧洲共有七所大学以不同形式将刘勇电影纳入课程或研究项目。
不是强制放映。
有的只是推荐资料，有的是讨论素材，有的是案例分析，有的是课程论文选题。
看起来很散。
可白野把名单列成表格后，所有人才意识到这件事的重量。
法国、荷兰、德国、比利时、瑞士、瑞典、意大利。
七所大学。
七个入口。
每一个入口后面，都是一批新的学生，一批新的论文，一批新的课堂讨论，一批可能在几年后仍然会被引用的材料。
白野把表格推到刘勇面前。
“商业院线按周算，电影节热度按月算，大学课程按年算。”
刘勇看了一遍名单。
“票房按周算，口碑按月算，进了大学的课表按年算。”他说，“我们现在有三个时间刻度在同时跑了。”
王倩倩坐在旁边，低声说：“那是不是说明它会走得更久？”
刘勇点头。
他想起当初拍摄时反复确认过的每一条证词、每一份资料、每一次素材来源。那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太谨慎，觉得一部电影没必要把自己逼得像在准备庭审。现在他才真正感觉到，那些笨功夫没有白费。进了课堂之后，学生会问，教授会问，反对者也会问。没有哪一个问题会因为电影得过掌声就变得温柔。
“也会被问得更狠。”
“怕吗？”
“不怕。”刘勇说，“电影拍出来，不是为了躲问题。”
这句话刚说完，白野的邮箱又弹出一封新邮件。
发件人不是欧洲。
是佐藤转来的。
邮件原文来自岛国京都一所私立大学的年轻讲师。
对方措辞很谨慎，先说明自己通过司人的渠道联系上佐藤，再说明自己不代表学校官方，只是希望能在系内组织一场面向学生的非公开学术放映。
邮件最后有一句话。
我教了十年日本现代史，我的学生每年都在问同一件事——课本里没写的那些东西在哪里。我告诉他们，在课本外面。但以前我拿不出“课本外面”的具体例子。现在有了。
白野读完这句话，久久没有说话。
朴尹慧也安静了。
刘勇把邮件往下拉，又看了一遍发件人的名字。
这不是欧洲大学的课程案例。
这是岛国本土的年轻讲师，在风险还没完全消失的时候，主动伸手要一个课堂里的入口。
这个入口比院线更窄。
也更难。
因为影院门口可以用票房说话，教室里却要面对学生的眼睛。
刘勇问：“佐藤怎么说？”
白野翻到转发附言。
佐藤只写了一句：我觉得可以，但要保护他。
刘勇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