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泉下车的时候，赵东来已经等在门口了。他的脸色很不好看，眼圈发黑，显然也是一夜没睡。塔寨的行动，他带人负责外围封锁，战斗结束后又在村里维持秩序，刚回市里就接到了陈光荣的死讯。
“什么情况？”陈清泉边走边问。
赵东来跟上他的步子，压低声音说：“六点三十五分，值班秘书刘志远报警，说陈光荣在办公室割腕自杀。我们的人六点五十到的，破门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凉了。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凌晨四点到五点之间。”
“四点到五点？”陈清泉停下脚步，转头看着赵东来，“那个时间，塔寨的战斗还没结束。”
“对。”赵东来的声音更低了，“所以……时间上对不上。如果陈光荣是畏罪自杀，他应该是在知道林耀东被抓之后才自杀。但林耀东是五点左右才被控制的，陈光荣四点到五点就死了——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塔寨的结果。”
陈清泉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他站在大楼门口，抬头看了看八楼的方向。陈光荣办公室的窗户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像是一面投降的白旗。
“走，上去看看。”
电梯到了八楼，门一开，走廊里站着好几个警察和市委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脸色都很难看。陈清泉从他们中间走过去，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带着压迫感，像是踩在人心口上。
陈光荣的办公室在最里面，门上的锁已经被撬开了，门框上还留着一道道划痕。门口站着两个刑警，看到陈清泉，自动让开了路。
陈清泉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桌子。
红木办公桌，擦得锃亮，上面摆着三样东西——一把裁纸刀、一张写满字的纸、一张相框。裁纸刀是德国双立人的，刀片上沾着血，血迹已经干了，发黑。纸是A4打印纸，对折着放在桌子正中间，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相框里是一张合影，三个人——陈光荣站在中间，左边是林耀东，右边是刘生。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背景是某个豪华酒店的宴会厅，头顶拉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汉东省企业家联谊会”。
陈光荣的尸体倒在办公桌后面，仰面朝天，左手手腕上有道深深的伤口，血从手腕流到地板上，洇了一大片。地砖是浅灰色的，血在上面显得特别刺眼，像是打翻了一瓶红墨水。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口挽到了胳膊肘，左臂搭在椅子扶手上，血顺着指尖滴在地上，已经凝固了。
他的脸很白，白得像纸，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了，但嘴角却微微上翘，像是在笑。那个笑容让陈清泉心里发毛——不是那种解脱的笑，而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让人后背发凉的笑。
法医蹲在尸体旁边，正在做初步检查。看到陈清泉进来，他站起来，摘下橡胶手套。
“陈书记。”
“说说。”
法医指了指陈光荣的手腕：“伤口深度三到五毫米，切断了桡动脉，失血性休克导致死亡。从伤口的角度和力度来看，符合自伤特征。”
“符合？”陈清泉抓住了这个词，“不是确定？”
法医犹豫了一下：“从法医学角度，我只能说没有发现明显的外部暴力痕迹。但如果要我判断……”他顿了顿，“我见过很多割腕自杀的，但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右手拿着刀，左手手腕的伤口却是从外向内切的。正常右撇子割左手腕，伤口应该是从内向外，因为发力方向是这样。”他比划了一下，“但陈光荣的伤口是从外向内，这就很别扭了。”
“你的意思是，可能是别人割的？”
“也有可能他是用了一种不习惯的姿势。”法医很谨慎，“所以我只能说——符合，但不能确定。”
陈清泉点了点头，走到桌子前，拿起那张遗书。
纸上的字写得很潦草，但能看出来是陈光荣的笔迹。上面写着：
“我对不起东山人民。我做了很多错事，罪不可恕。林耀东的事，我知情不报，还收了他的钱。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家人。我该死。求组织看在我多年工作的份上，放过我的家人。所有的罪，我一个人扛。”
落款是陈光荣，日期是今天。
陈清泉把遗书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纸上的墨迹很新，但有几处被水渍晕开了——是眼泪。陈光荣写遗书的时候哭过。
他把遗书放下，又看了看桌上的合影。林耀东站在右边，穿着那件标志性的唐装，笑得儒雅从容。刘生站在左边，穿着警服，肩膀上的警衔显示他是副总警监。陈光荣站在中间，穿着白衬衫，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三个人，一个是毒枭，一个是保护伞，一个是黑警。站在一起，笑得像是一家人。
“好一个‘企业家联谊会’。”陈清泉把相框放回桌上，“刘志远呢？”
“在会议室等着。”赵东来说，“我们到的时候，他瘫在走廊里，吓得不轻。”
“走，去见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