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饮食待遇明显改善，从冰冷的快餐变成了热食。看守的态度虽然依旧严肃，但少了之前的粗暴。一次，一名医生被允许进来为他做简单的身体检查（显然是安德森爵士方面施加压力，确保其人身安全的结果）。医生在检查时，用极低的声音快速用德语说了一句：“柏林方面在关注，坚持住。”
又过了几个小时，索尔海默官员再次出现，脸色比之前更加凝重，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考究、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是安德森爵士紧急派来的、在国际法和人权领域极具声望的大律师，汉斯·克鲁格。
“陆先生，这位是克鲁格律师，他将代表你的法律权益。”索尔海默官员公式化地介绍，但语气透露出事情正在起变化。
克鲁格律师与陆延舟快速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转向官员，用流利而带有压迫感的英语说道：“索尔海默先生，我的当事人陆先生是严重国际犯罪的受害者，他现在需要的是保护和支持，而不是非法羁押。我方已经向贵国外交部、司法部以及欧洲人权法院提交了紧急申诉。鉴于目前情况的特殊性和紧迫性，我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的当事人，或者至少变更强制措施为限制离境，并确保其家人安全。”
索尔海默官员试图辩解：“克鲁格先生，事情很复杂，涉及国家安全……”
“正是涉及国家安全，才更应该尽快与我当事人合作，揪出真正的威胁源！”克鲁格律师强势打断，“否则，拖延导致的任何严重后果，贵国将承担全部责任。另外，我提醒您，德国商会和几家重要的跨国科技企业已经对贵国目前的营商环境表示严重关切。”
软硬兼施，法律压力叠加经济和外交压力。陆延舟安静地听着，知道这是外界人脉在协同发力。
然而，对方也有筹码。雅各布森上校带来了一份技术部门的初步报告，显示陆延舟动用的“资源”技术层级极高，源头无法追踪，其潜在威胁性确实令人生畏。他们坚持需要陆延舟提供更详细的技术说明和“资源”背景，否则无法排除其本身是极高风险人物的可能性。
谈判陷入僵局。一方要立即放人，一方要彻底审查。焦点再次回到了陆延舟动用的“力量”本身。
关键时刻，陆延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求与索尔海默和雅各布森进行一场只有律师克鲁格在场的、更高级别的闭门会谈。
在会谈中，他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眼光和交换智慧。
“先生们，”陆延舟开口，语气沉稳，“我理解你们对未知技术的担忧。我可以提供一个解释，但仅限于本房间内，且需要最高级别的保密承诺。”
在得到口头承诺后，他有限度地坦诚：“我动用的，并非国家力量，也不是恐怖组织资源。而是一个由全球顶尖、但因理念分歧而脱离各国官方体系的网络安全专家组成的、非正式、匿名的‘互助网络’。我们称之为‘守望者协议’。该协议仅在成员或其直系亲属遭遇国家级或对等威胁、且常规法律途径无效时，经复杂验证后方可激活，目的仅限于即时、定向的自卫和证据保全。”
这个解释，巧妙地将“幽灵协议”包装成一个具有某种“侠义”色彩、但界限清晰的精英团体行为，淡化了其神秘和恐怖色彩，并强调了“自卫”和“受限”的特性。
“如何证明？”索尔海默追问。
“我无法提供成员名单，这是底线。”陆延舟坚定地说，“但我可以授权我的律师，在贵国指定的、绝对安全的技术环境下，由双方专家共同监督，解密我设备中关于此次事件的部分技术日志。日志将显示，所有操作指令都严格遵循‘即时、最小化、目标唯一’的原则，并且操作完成后，连接已自动销毁，无任何后门或残留。”
这是巨大的让步，也是精心计算的风险。他交出部分技术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无害性”和“被迫性”，换取对方的初步信任。
“作为交换，”陆延舟话锋一转，目光锐利，“我需要贵方立刻采取以下行动：第一，基于我提供的坐标和信息，立即对‘鹦鹉螺号’残骸及相关区域进行封锁和证据采集；第二，与国际刑警组织共享沈清源及其团伙的犯罪信息，发布红色通缉令；第三，确保我女儿念宁绝对安全，并安排她尽快返回中国，由我方人员接管；第四，为我前往营救我妻子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便利和信息支持。”
他提出的交换条件，条条直指核心问题——追查真凶和营救人员，并且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与对方的官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绑定，既借用了对方的力量，也变相让自己的行动“合法化”。
索尔海默和雅各布森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和低声商议。陆延舟的条件非常苛刻，但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解决眼前僵局、甚至可能立下大功（抓获沈清源）的机会。而继续扣押陆延舟，面临的外部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