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匹两匹，是一整排，蹄铁敲在冻硬的泥地上，闷响连成片。
“走后沟。”
他没有回头看，脚下已经迈了出去。
警卫排长跟了他两年多，不用多说，一把拽过通讯员的电台箱子扛在肩上，另一只手推着萧瑾往院墙豁口处钻。
萧瑾跑了两步，忽然站住。
“电报本——”
“烧了。”荀波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干脆利落，“纸的东西全烧了，带不走就扔，人不能丢。”
院子里腾起一股黑烟，那是参谋在火盆里点燃了所有的文件。
火焰舔上纸张的边缘，地图、情报汇总、兵力部署表，几个月的心血，三秒钟化成灰烬。
荀波没有回头看那堆火。
后沟是一条枯了半年的排水渠，深不到两米，宽不到一米，人要弯着腰才能通过。
十几个人鱼贯钻了进去，泥土从沟壁上剥落，灌进领口、袖口、鞋帮子里。
荀波走在最后面，步枪横在胸口，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听一听。
马蹄声越来越近。
日军骑兵到了村口，下马搜索。荀波能听见皮靴踩上院子里青砖的响动，还有几句含混的日语，大概是在喊什么。
然后是一声枪响，打在村头的老槐树上，树皮崩了一片。
没有人开口，排水渠里只有急促的喘息和膝盖擦过泥壁的窸窣声。
一刻钟后，荀波带着指挥部的人从排水渠的另一端钻出来，已经离那个村子二里地开外了。
侦察员早就在沟口等着，牵了几匹藏在老乡地窖里的骡子。
荀波翻身上了骡子，回头清点人数——十四个出来了十三个，少了一个。
“谁没出来？”
“小刘，通讯班的，跑的时候崴了脚，落在后面了。”
荀波的手在骡子的鬃毛上停了一下。
“派两个人回去找。”
“司令员，日军骑兵还在村里——”
“我说派人回去找。”
两个侦察员拎着枪，猫着腰折了回去。
荀波没有等他们。他骑着骡子往西走了三里路，钻进了另一个村子，在一间堆满秸秆的牛棚里重新架起电台。
这已经是三天内他第四次转移指挥部了。
第一次是从金乡城外撤到马集。第二次是从马集转到李庄。第三次是从李庄挪到大王集。每一次转移的原因都一样——日军的骑兵搜索队摸过来了。
矶谷廉介不是傻子。第39联队被打残之后，他没有急着报仇，反而把骑兵联队撒了出去，一个中队一个中队地，沿着金乡周边的村庄逐个搜索，不求歼灭八路军主力，只求找到八路军的指挥部。
这招很毒。
一般的部队遇到这种情况，要么集中兵力跟骑兵硬碰，要么干脆放弃指挥体系各自为战。
前者正中日军下怀，骑兵的任务本来就是把猎物驱赶到步兵的包围圈里；后者更糟糕，没有统一指挥的游击队，就是一盘散在地上的棋子，谁都吃不掉谁，但也谁都保不住谁。
荀波两样都不选。
他选了第三条路——跑。
不是溃退的跑，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跑。
指挥部每隔四到六个小时转移一次，每次转移前都会放出假情报，在原来的位置留下几件军服、几个空弹药箱，让日军骑兵扑个空。
转移的路线提前由侦察营勘察好，沿途设有哨位和接应点，一旦遭遇敌情，立刻改道。
跑，但手里的缰绳不能松。
牛棚里的电台架好后，第一封电报是发给吕观渡的。
“今晚九点，你第一旅在成武以南的公路上截一截日军的辎重车队。不用打大的，把车烧了就走。”
第二封是发给陈霁川的。
“第33旅团前锋到了微山湖西岸没有？”
回电很快：“到了，一个大队在湖边扎了营，另一个大队还在后面。”
荀波拿过铅笔，在大腿上摊开地图——原来那张在撤退时烧了，这是侦察员从老乡家找来的一张民国二十五年的旧县图，比例尺不准，好些新修的路都没标。
“前面那个大队，多少人？”
“估计六七百。”
“你有多少人能调动？”
“第四旅和第五旅都在手边，八千多人。”
荀波的铅笔在微山湖西岸点了一下。
“吃掉他。”
电台很长时间没有动静，陈霁川大概在犹豫，他的任务是“遛狗”，不是“杀狗”。
荀波继续发电：“别犹豫，第33旅团前后脱节，前面这个大队孤军深入，离后队至少三十里，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