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

    刘大志的眉毛抬了半分。

    “我爸以前在车上也碰到过旅客犯病的，回家跟我妈念叨，我妈就买了速效救心丸让他隨身带著。后来我妈也让我带上了，说铁路上什么事都可能碰到。”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就像在说一件无聊的家常事。

    刘大志的目光在他脸上转了两圈，嘴角慢慢松下来。

    “你妈倒是想得周到。”

    “家属嘛，瞎操心。”

    话头被一瓶速效救心丸和一个操心的妈堵住了。刘大志没再追。他端起搪瓷缸子喝茶，腮帮子鼓著，目光转回到了窗外。

    但张建军知道，这个问题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

    刘大志是干了二十年的老乘警，不是传达室看门的老何头。他的嗅觉不会因为一句“我爸教的”就彻底钝掉。

    充其量是暂时收起了疑问，像把一根鱼刺吐到盘子边上，没扔。下次吃鱼的时候还会想起来。

    以后需要更加注意“表演”的分寸。

    前世四十年的人生经验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是降维打击，用过了头就是破绽百出。一个十八岁的铁路公安新兵，可以反应快，可以胆子大，但不能什么都会，什么都见过。

    得学会在该笨的地方笨一下。

    列车驶出广州站四十分钟后，天色从下午的明亮开始往黄昏的方向走。

    窗外的景色从城市边缘的工厂区过渡到了郊区的农田和鱼塘，水面上反射的光被夕阳染成了铜色。

    张建军在值班室里坐了十分钟，翻开笔记本，在“k117，15號软臥”那行字的下面，画了一条细线。

    线的下方，他写了一行新字。

    “返程观察重点：硕鼠帮人员是否跟车。”

    合上笔记本。揣进口袋。站起来，拿上警棍，出门巡查。

    从一號车厢开始，逐节往后走。

    一號，二號，三號。硬座车厢的旅客比去程还多，过道里蹲满了没座位的人，蛇皮袋、编织袋、纸箱子在脚边堆成了矮墙，张建军每走一步都得侧著身子从行李和人腿之间挤过去。

    四號，五號。

    走到六號车厢的时候，张建军的脚步照例放慢了半拍。

    第十五排，靠过道。

    有人坐著。

    不是鸭舌帽。是一个穿碎花布衫的中年女人，四十五六岁的模样，头髮扎成一根粗辫子搭在肩上，旁边放著一个蛇皮袋子，袋口扎著麻绳，鼓鼓囊囊的。

    看穿著打扮像是在某个中间站上来的，应该是去程在武昌或者长沙上车的旅客下了之后空出来的位置。

    张建军从她身边走过去，脚步均匀，目光没有在她身上多停。

    但他的视线在经过的那半秒里扫了一眼她脚下的地面。

    地面的接缝处，靠近座椅铁脚的位置，有一小团被踩扁的菸蒂。

    不是被碾碎的，是被鞋底整个压扁的，烟纸和菸丝还保持著基本的形状，只是扁了。捲菸纸的顏色发黄，滤嘴处有一圈明显的焦痕。

    大前门。

    前天晚上，鸭舌帽在六號车厢和七號车厢的连接处抽菸。那支烟的红点在门缝两厘米的缝隙里一明一灭，张建军当时隔著门缝闻到了菸草味，大前门的菸丝有一种特別的、微甜的焦香，跟红塔山的辛辣和牡丹的清淡完全不同。

    列车上的小卖部不卖大前门。

    小卖部的菸草品种张建军在第一趟车就摸清了，红塔山、前进、飞马、恆大，四种。没有大前门。

    碎花布衫的女人不抽菸。她的手指甲乾净，指尖没有烟渍，嘴唇周围没有那种长期吸菸形成的细纹。

    这个菸蒂是上一个人留下的。

    鸭舌帽去程坐的是六號车厢第十五排。返程这个位置换了人，但菸蒂还在。列车在广州站做终到清扫的时候，清洁力度有多敷衍，从这个菸蒂的存在就能看出来。

    一个菸蒂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但它確认了一件事：鸭舌帽在这个座位上待了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他能在车厢內的某个角落点菸、抽完、然后把菸蒂带回座位，踩灭在脚底下。

    这个人在六號车厢后部建立了自己的“据点”。

    这不是隨机选择。

    六號车厢的后部，紧挨著六號和七號的连接处。连接处是车厢里视觉死角最大的区域，两节车厢之间的铁板通道，灯光最暗，噪音最大，巡查时最容易一跨而过。

    踩点的第一个落脚点选在核心活动区域的入口处。

    教科书级別的预备作业。

    张建军走完六號，走进七號。七號车厢的情况跟去程差不多，满员，空气粘稠，鼾声和方便麵的味道此起彼伏。

    走到第八排的时候，他没有蹲下去看。不需要了。去程终到清扫时那个编织袋就没人收走，返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