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军的笔尖顿了一下，在纸面上留了一个圆点。
“看见了，当没看见。记住了？”
看见了，当没看见。
张建军把这六个字一笔一画写在笔记本上。
他没有抬头，也没有问“为什么”。
不需要问。
这种话他前世听过无数个版本。工地上的老工人说“包工头的烂事別多嘴”，小摊贩说“城管来了低头走”，临时巡防员说“站长的亲戚在车上別查票”。本质都一样，別惹事，別多管，管了没好处，不管没坏处。
刘大志的“规矩”，浓缩起来就八个字：多看少动，平安无事。
这是一个在铁路上混了十几年的老乘警总结出来的生存哲学。不能说全错，但放在1985年的k117线上，这套哲学的保质期正在倒计时。
张建军合上笔记本，把钢笔插进笔帽里。
“师傅，车上的装备我去检查一下。”
“师傅”两个字叫出来，刘大志的眉毛扬了一扬。这个称呼在铁路公安系统里不算正式，组长才是组长，副组长就是副组长，没有“师傅”这个说法。但刘大志没纠正，手里的烟往嘴角挪了挪，下巴朝门口抬了一下。
“去吧。k117在二站台，三道，始发作业还没开始，车门开著，隨便上。”
张建军背上帆布包，推门出去。
门在身后合上，吱呀声被站台上的风吹散了。
值班室里，刘大志把翘在桌角的脚放了下来。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抖出一根叼上，发现火柴用完了，骂了一声，从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一盒新的。
火柴擦著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张分配通知书上。
通知书的备註栏里，有一行手写的小字。字跡他认识，孙长河的。
“试训综合评定a+，实战满分。”
刘大志的手指在夹著烟的那只手上弹了两下，不是弹菸灰，是下意识的动作。
a+。
他在k117上跑了九年了，带过六个新人。最好的一个是三年前来的小周，干了一年半，调去了处里的刑侦科。
小周当年的试训评定是b+。
现在来了个a+。
他把烟叼回嘴里，靠在椅背上，盯著天花板上那条从灯座延伸到墙角的裂缝，吐了一口烟。
烟雾升上去，撞在天花板上，散了。
k117次列车停在二站台三道上，车头朝南。
十七节车厢一字排开，绿皮车身上的漆面被太阳晒得发白，原先的墨绿色褪成了一种介於灰和绿之间的曖昧色调，像穿了十年的军大衣。车窗的边框锈跡斑斑，有几扇窗户的胶条老化了，翘起来，风一灌呼呼响。
张建军从一號车厢上车。
脚踏上车厢门口的铁踏板，鞋底碰到铁皮，发出一声闷响。车厢里的味道立刻灌进鼻腔，塑料座椅的旧味、地板消毒水的刺鼻味、座椅缝隙里残留的不知道多少年的食物碎屑发出的酸腐味，混在一起，搅成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太熟了。
前世坐了大半辈子的绿皮车，这股味道长在了鼻黏膜的记忆里，一辈子都冲不掉。
但这回他不是旅客了。
张建军站在一號车厢的入口处，目光从车头方向扫到车尾。
硬座车厢，两排三座的布局，左边双人座，右边三人座，中间一条过道，过道宽度不到六十厘米。座椅是墨绿色的人造革面子，不少地方开裂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
他没有急著往前走，而是从帆布包里摸出笔记本，在第一页的空白处画了一个长方形，车厢的俯视简图。
然后他开始走。
每走过一排座椅，他的目光会在三个地方停留：座椅下方的空间、座椅上方的行李架、以及座椅靠背与车窗之间的那道缝隙。
座椅下方的空间是旅客塞行李的地方，也是扒手最容易下手的区域。硬座车厢的座椅底部没有遮挡，行李袋、蛇皮袋往里一塞，从对面或者过道上都能看到。夜里灯光一暗，伸手就摸得著。
行李架的高度大约两米，铁桿焊接的，隔成三段，每段能放两到三个中等大小的旅行包。行李架的位置偏高，身高不够的旅客够不著，得踮脚或者踩著座椅扶手往上放，这意味著取物的时候也不方便，晚上想翻行李包找东西，动静会很大。
但行李架有一个盲区。靠近车窗那一侧的架子，从过道看过去，视线被中间座位上方的横杆挡住了一部分。如果有人把手伸进行李架最里侧翻包，站在过道中间的乘警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发现。
张建军在笔记本上標了一个三角形的符號，旁边写了“盲区1”。
厕所在车厢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