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的张建军活了五十多年，穿过最体面的衣服是一件在地摊上花十五块买的仿皮夹克，领子上的皮革三个月就开裂了，一片一片往下掉。

    他从来没穿过制服。

    一次都没有。

    现在穿上了。

    父亲亲手替他戴上的帽子，母亲在旁边哭著笑著看他。

    两辈子加起来，就这一刻最重。

    晚饭是四菜一汤。

    红烧肉、清炒豆角、凉拌黄瓜、土豆燉粉条，一锅西红柿鸡蛋汤。

    这个菜量在1985年的普通铁路职工家庭里算得上丰盛了。刘桂兰平时做饭大多是一荤一素，荤菜还经常是半荤半素——肉片炒白菜、鸡蛋炒辣椒，纯粹的硬菜只有过年才捨得上。

    今天破了例。

    红烧肉的五花肉是刘桂兰特意去菜市场排了半个钟头的队买的，挑了最好的那块，肥瘦相间，一层红一层白，整整齐齐。

    “吃肉，多吃。”刘桂兰往张建军碗里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汤汁滴在白米饭上，洇出一小片酱红色。

    张建军低头吃饭，没推辞。

    张卫国坐在桌子对面，面前的碗里堆著小半碗菜，筷子动得不快，细嚼慢咽。

    他换了一件乾净的灰色中山装，头髮用水梳了一下，比睡醒时精神了不少。但眼角的血丝还在，那是连续跑了三天车攒下的疲劳，睡一觉补不回来。

    饭桌上的气氛不是那种热热闹闹的高兴，而是一种安静的、妥帖的温暖。三个人都没怎么说话，但碗筷碰撞的声音、咀嚼的声音、汤勺碰锅沿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比什么话都好听。

    吃到一半的时候，张卫国放下筷子，端起搪瓷杯喝了口水。

    “分配通知下来了？”

    “嗯，临淮到广州，k117次。”

    张卫国的筷子停了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