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花生米拆开，两个人蹲在路边的杨树底下，一人一瓶汽水，一把花生米，吃得咔嚓咔嚓响。
花生米是五香的，壳上带著盐粒，嚼起来又脆又咸，配上凉丝丝的汽水，从嗓子眼一路凉到胃里。
张建军把最后一颗花生米剥了壳，仰头喝完瓶底的汽水，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花生壳碎。
“明天上午九点，副处长找我谈分配。”
赵大勇猛地一拍大腿，“我刚才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儿的！你说他找你干嘛？是不是要把你分到京广线？我听人说京广线是最好的线路，补贴最高，跑一趟顶別的线两趟……”
“不知道。去了就知道了。”
张建军把空汽水瓶子塞回网兜里，转身往宿舍走。
身后，那棵杨树底下的暮色里，已经没有碎花上衣的影子了。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他没注意，也不想注意。
有些人离开你的生活，跟落叶掉在地上没什么两样。声音很轻，不值得回头。
第二天上午的谈话很短。
短到赵大勇在楼下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张建军就下来了。
“怎么说？”赵大勇凑上来，脸上的表情比张建军自己还紧张。
“临淮到广州的客运线，k117次。”
“广州？”赵大勇的眼睛瞪圆了，“那可是长途线啊！单程跑一趟得二十多个小时，跨四个省！”
张建军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
他没告诉赵大勇的是，周德明在谈话的最后，多问了他一句话。
“你父亲张卫国，跑的是哪条线？”
“临淮到郑州，t45次。”
周德明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嘴角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不跟你父亲一条线。你们爷俩，一个往北，一个往南，把临淮铁路局的门面撑起来。”
这话说得客气，但意思很明確——分配到南线，不是隨意安排的，是有人拍了板的。
至於这个人是周德明自己，还是孙长河在背后推了一把，张建军没问。
不需要问。
结果比过程重要。
赵大勇的分配通知也下来了。临淮到徐州的短途客运线，单程四个多小时，当天能打个来回。
不是什么重要线路，但好歹是正式编制。
赵大勇乐得合不拢嘴，搓著手在原地转了两圈，“建军哥，等分配文件下来，我请你喝酒！不，吃饭！去国营饭店，点硬菜！”
“先回家吧。”张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放三天假，后天报到。”
“对对对，回家！我得先告诉我妈去！”
赵大勇风一样地躥了。跑出去十来步又折回来，冲张建军咧著嘴，“建军哥，好样的！”
然后才真的跑没了影。
张建军是下午两点多回的家。
从公安处到家里的筒子楼不远，骑自行车二十分钟。他没骑车，走回去的。
走的是铁路边上那条土路。路面坑坑洼洼，前两天下过一场小雨，低洼处还积著浅浅的水洼，踩上去鞋底沾泥。
土路右边是铁轨。两条鋥亮的铁轨从脚底下延伸出去，一直通到天边看不见的地方。枕木上的碎石子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里瀰漫著铁锈和枕木防腐油的气味，混在一起，闻著有一种沉甸甸的厚重感。
前世他也走过这条路。
走了几十年。
那时候每次走，都是低著头的。脚底下踩著碎石子，耳朵里听著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心里想的是下个月的房租、母亲的药费、今天摆摊卖了多少钱。
铁轨通向的远方跟他没有关係。他不是坐车的人，也不是开车的人，他只是路边那棵被火车菸灰燻黑了叶子的杨树。
这辈子不一样了。
张建军抬起头，目光顺著铁轨往前看。
九月的阳光白晃晃地铺在铁轨上，两条钢轨在远方交匯成一个亮点，刺得人眼睛发酸。一列货车从远处驶来，闷沉沉的汽笛声从地平线那头滚过来，越来越近，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处的咣当咣当声震得脚底板发麻。
货车呼啸而过，气浪把他的训练服下摆掀起来，带著一股热烘烘的机油味。
车尾的红色信號灯在阳光底下一闪一闪，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针尖大的红点，消失在铁轨尽头。
张建军把训练服的领口拉了拉，继续走。
筒子楼还是那个筒子楼。
三层，红砖砌的，外墙的水泥灰斑斑驳驳，窗户上晾著花花绿绿的被单和衣服，楼道里飘著各家各户做饭的味道——有炒辣椒的呛味，有燉排骨的肉香，还有谁家把粥烧糊了的焦味。
张建军上了二楼，在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前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