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的老婆......戴的是假髮。”

    “你也看出来了？”聂雯坐在旁边，看了我一眼。

    正在开车的肖远安接过话头，

    “桌子上摆的药盒看到了吗？白色的，上面有英文。是靶向药，进口的，很贵，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

    我回想起那简陋的客厅，餐桌一角確实放著几个药盒，当时没在意。

    贾真——他那些极端思想的来源，或许並不仅仅源於医院里那些被他视为负担的病人。

    更深的，可能正来自於他身患重病的妻子。

    看著爱人被病痛和药费一点点吞噬，自己却无能为力，这种日復一日的挫败感没经歷过的人应该很难体会。

    肖远安把车开得飞快，在环城高速上压著限速的上限。

    我无精打采地看著窗外，心里沉甸甸的。

    聂雯侧过身，伸出手，帮我关上了我这侧有些漏风的窗户。一个小小的动作，隔绝了噪音和寒意。

    四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肖远安只用了不到三十分钟。

    香格里拉大酒店金闪闪的旋转门和穿著笔挺制服的迎宾员，与我们三个风尘僕僕神色仓皇的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直奔前台。肖远安假借寻找可能入住的朋友为由，向前台小姐描述了贾真和李建设的外貌特徵，询问是否有用他们名字登记的房间。

    前台小姐在电脑上查询后，礼貌地摇头，

    “抱歉，没有查到您说的这两位先生的入住记录。”

    我心里一沉。难道定位错了？或者他们用了假名？

    “那......有没有一个叫杨光的？或者......一位姓梁的先生？可能是律师。”我抱著试试看的心態补充。

    前台再次查询，依旧摇头。

    我们三个面面相覷，在富丽堂皇的大堂里犯了难。

    最后，还是聂雯想到了办法。她示意我们跟著她，找到了位於酒店侧翼的监控室。门口坐著个正在打盹的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