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知远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跟傻柱聊了两句，又跟阎埠贵下了盘象棋，全程表现得像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但他的眼睛没闲着——聋老太太今天没出来晒太阳。
这不对劲。
老太太除非刮风下雨，否则雷打不动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出现在院门口的石墩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打盹。今天都快十一点了，屋里还没动静。
陈知远借口帮老太太打水，走到她窗前喊了一声：“老太太，要不要给您打壶水？”
屋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才传来含混的声音：“不用……不舒服，躺会儿。”
“那您歇着，有事儿您喊我。”
陈知远转身离开，心里却犯了嘀咕。昨天沈知意只是在院里提了一嘴“八大胡同”，老太太今天就“不舒服”了？这也太巧了。
他回到屋里，给沈知意留了张纸条：“老太太可能察觉了，速查速回。”
沈知意这会儿正坐在公交车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丰台区某条胡同，门牌号模糊得几乎看不清。
这是她从街道办一位退休老民警那里磨了两天才弄到的线索。老民警姓赵，七十多岁，当年在旧警署干过，对1928年那桩案子还有印象。
“赛金玉那案子，我记得。”老赵头叼着烟袋，眯着眼回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警员，跟着师傅去查封的。那女人厉害着呢，当着我们的面哭天喊地，说自己是冤枉的，那些姑娘都是自愿的。可我们后来在后院挖出两具尸骨，其中一个姑娘是跳井死的，另一个……”
老赵头叹了口气，没往下说。
沈知意追问：“后来呢？案子怎么判的？”
“后来？后来就没下文了。”老赵头弹了弹烟灰，“那女人上面有人，花了大价钱摆平的。我们师傅气得够呛，但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再后来日本人来了，谁还顾得上这案子？”
“那您知道当年受害者的家属在哪儿吗？”
老赵头想了半天，翻了翻压在箱底的老黄历，才找出这个地址。
“这姑娘姓周，叫周秀兰，那年才十七，被赛金玉从河北骗来的。后来她跳了井，家里还有个妹妹，当时十来岁，我记得叫周秀英。如果还活着，现在也七十多了。地址是她当年在京的亲戚家，不知道还在不在。”
沈知意坐了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又七拐八拐找了半小时，终于找到了那条胡同。
胡同很窄，两边都是老旧的平房。她挨个门牌找过去，在一扇掉漆的红门前停下来。
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收音机的戏曲声。
沈知意敲了敲门：“有人吗？”
“谁啊？”一个苍老的女声传来。
门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站在门口，头发花白，腰有点弯，但眼睛很亮。她打量着沈知意，眼神里带着警惕。
“您找谁？”
“请问您是周秀英女士吗？”
老太太的眼神瞬间变了，手指微微发抖：“你……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沈知意松了口气，找到了。
“周阿姨，我叫沈知意，我是来跟您打听一个人的。”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能进去说吗？”
周秀英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开了门。
屋子里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年轻姑娘的肖像，眉眼清秀，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沈知意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心里咯噔一下。
周秀英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声音沙哑：“那是我姐姐，周秀兰。”
沈知意深吸一口气，从包里拿出那份1928年的案卷复印件：“周阿姨，我今天来，是为了您姐姐的事。”
周秀英接过那份泛黄的纸，手抖得更厉害了。她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四十七年了。”她放下纸，擦了擦眼睛，“我姐死了四十七年，终于有人提起来了。”
沈知意握住她的手：“周阿姨，您能跟我讲讲当年的事吗？”
周秀英沉默了很久，收音机里的京剧咿咿呀呀地唱着。
“那年我十三，我姐十七。”她终于开口了，“家里穷，爹死得早，娘带着我们姐妹俩在河北种地。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女人，穿得光鲜，说话好听，说要招人去北京做工，管吃管住还给钱。我姐心善，想着挣钱供我读书，就跟她走了。”
“后来呢？”
“后来就没了音信。”周秀英的声音发颤，“我娘急了，托人去北京找，找了半年才找到。原来那女人把我姐卖到了八大胡同，逼她接客。我姐不肯，被打得浑身是伤，最后……”
她说不下去了，指了指墙上那张照片：“最后跳了井。那年她才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