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就坐在桌前，把两截红绳接在一起，又拆开，又接上。热巴说这红绳是1939年她在北平地摊上买的，花了三毛钱，心疼了好几天。陈知远说他在粮店扛包的时候，差点把它弄丢了，翻遍了整个柴房才找着。
热巴说她在重庆的时候，有一次演出，台上太热，她把外套脱了，红绳从兜里掉出来，差点被人踩断。陈知远说他在沂蒙的时候，有一次过河，水太急，他被冲走好几米，上岸一摸，红绳还在。
石头蹲在院子里，等了一下午，等得直打哈欠。小石头也蹲着，两人大眼瞪小眼。石头小声说：“你哥以前也这样？”小石头摇头：“没见过。”
天快黑的时候，陈知远才从屋里出来。石头站起来，腿都蹲麻了：“哥，该回去了。”陈知远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热巴站在门口，冲他摆手。
“明天还来？”她问。
“来。”
回去的路上，石头忍不住问：“哥，你俩聊啥了，聊一下午？”陈知远没回答，但他摸了摸怀里的红绳，嘴角翘着。石头看他那样，没再问了。
接下来几天，陈知远天天往那条胡同跑。有时候上午去，有时候下午去，有时候带两个包子，有时候带几块糖。热巴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文工团还在到处演出，今天这儿明天那儿，不一定。
她在的时候，两人就坐在院子里，说话，或者不说话。她给他看照片——在重庆拍的，在延安拍的，在华北拍的，一堆一堆的。他给她讲在沂蒙的事——埋地雷、送情报、炸炮楼。她听得眼睛瞪得老大，说你这比戏文里唱的还热闹。
他问她昏迷的事，她轻描淡写，说就是累的，躺了几天就好了。他知道没那么简单，但没追问。
这天下午，他刚到胡同口，就看见热巴站在门口等他，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他问。
热巴把他拉进院子，关上门，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他。陈知远接过来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明天下午三点，北海公园，五龙亭。”
没署名，没落款。
“谁给你的？”
热巴摇头：“不知道。压在门口石头底下，今早发现的。”
陈知远盯着那张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纸是普通的纸，字是普通的字，看不出什么名堂。他打开黄金眼扫了一圈——纸条上没有隐藏信息，就是普通的手写字。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不对劲。
“别去。”他说。
热巴看着他：“万一是重要的事呢？”
陈知远想了想，说：“我去看看。你别去。”
热巴摇头：“不行。是给我的纸条，我得去。”
陈知远看着她。她看着他，眼睛亮亮的，跟当年在北平那个破筐后面一模一样。他知道劝不动她。
“行，一起去。但听我的，不对劲就跑。”
第二天下午，两人到了北海公园。天挺好，太阳暖洋洋的，湖面上有人划船，岸边有人遛弯。五龙亭在湖边，五个亭子连在一起，朱红柱子，灰瓦顶。亭子里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看风景，有人聊天。
陈知远和热巴在亭子外面站着，等了一会儿。没人过来。又等了一会儿，还是没人。
热巴说：“是不是恶作剧？”
陈知远没说话。他用黄金眼扫了一圈——亭子里的人，敌意值都不高，最高的也就三十多，估计是脾气不好的主儿。湖边那些人，也都正常。他正想说什么，忽然看见一个人从亭子那头走过来。
是个老头，穿着灰布衣裳，戴着草帽，拄着根棍子。热巴也看见了，愣了一下，然后喊：“老爷爷？”
陈知远也愣住了。那老头走到跟前，摘下草帽，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
“师父？！”陈知远脱口而出。
老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热巴，咧嘴笑了。“都来了？挺好。”
热巴看看老头，又看看陈知远：“你们认识？”
陈知远点头：“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师父。”
热巴恍然大悟，赶紧给老头鞠了一躬：“谢谢您当年教他本事。”
老头摆摆手：“我教他那点东西，不够看的。他本事是自己长的。”
三人在亭子里坐下。老头从怀里掏出烟袋锅，慢悠悠地装烟。陈知远等着他开口。老头抽了几口，才慢吞吞地说：“那块怀表，你带着呢？”
陈知远从系统空间里摸出怀表，递过去。老头接过来，打开，看着里面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建国找到了。”他说。
陈知远心里一紧：“在哪儿？”
老头把怀表合上，递还给他。“在部队。华北军区，炮兵部队。改名叫赵建国了。”
陈知远愣住了。华北军区，炮兵部队——那不就在北平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