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绳太粗了，比原来的鞋带孔粗出一圈，她试了好几次，绳头都在孔口卡住，毛刺从纤维里炸开，像一朵不肯听话的花。她把麻绳头放在嘴里抿了抿，用唾沫把那些毛刺压下去，又试了一次。
穿过来了。
她把麻绳拉紧，在脚踝边系了个结。红色的塑料绳——从去年圣诞节那个装糖果的袋子上拆下来的——在一堆灰扑扑的色调里格外扎眼。她站起来走了两步，结没有松。很好。
太阳已经升到茅草屋顶上面了。
孩子们陆续从高粱地的小路上走来，远远就能听见他们在互相喊话。用的是她至今没完全学会的本地话，但她能听懂几个词——“水”、“阿玛迪”、“石头”——还有她的名字，被他们念成“门德西”。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她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那是在叫她。现在习惯了。
最小的那个女孩走在最后面，赤着脚，脚背上沾着泥。伊莎贝尔站在门口，等每一个孩子从她身边走过，一个一个数过去。
七个，还差一个，阿玛迪。
“阿玛迪怎么没来？”她问。
“客人——”
“家里——”
“不来了——”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回答她。
她点点头，掀开那块当门帘的粗布，走了进去。
教室里比她刚来那年亮了一些。
不是因为多了窗户——窗户依旧只有那一个，在朝东的墙上，用四根树枝撑着一块半透明的油布——是因为她把墙面重新刷过一遍。
用河边的白泥，掺水和成稀糊，用手掌一层一层抹上去。干透了之后，墙面从烟熏的灰黑色变成了很淡的米白，虽然边角又开始被新的烟火气染黄，但至少，木炭写上去的字母能看清楚了。
她从讲台下面抽出那本《简·爱》。封面已经没了，前几页也掉了，第一页摊开来是第二章的中间——“我照例倚在窗台上，拉开了窗帘，抬头望着窗外。”
书脊裂成两半，她用缝衣服的线重新缝过，针脚歪歪扭扭，像一道愈合得不太好的伤疤。有几页的边角被雨水洇过，字迹晕成灰色的云朵，幸好她还能背出来。
她把书放回去，转过身。孩子们已经在自己位置上坐好了。
最小的女孩坐在第一排，正用手指在泥地面上画着什么。伊莎贝尔蹲下去看——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有两个小点，下面是一道弯弯的弧线。人脸。
她笑了一下。虎牙露出来了，她没来得及挡。
“今天，”她站起来，“我们复习字母C。”
她拿起一截木炭，在墙面上写下一个大大的C。
炭笔划过白泥墙面，发出蝉鸣一样的摩擦声。孩子们跟着念，声音参差不齐。
C。Cat。猫。
她在C旁边画了一只猫。她不太会画画，猫的耳朵一只大一只小，尾巴翘得老高，身体太长，看起来更像一只坐在那里的狐狸。孩子们笑起来。
伊莎贝尔把木炭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炭灰。掌心有一小块皮肤被炭灰染成浅灰色。
然后她听见身后有人走过来。脚步声在泥地上很清晰。
她转过身。
阿玛迪站在门帘那里，一只手掀着粗布，另一只手拽着一个人。
那个人弯着腰，正从门帘下面钻进来。
不是非洲人。肤色不对。衣服也不对——不是她见过的任何一种衣服。深色的，料子挺括，下摆垂到小腿，袖口收得很窄。不是麻棉，不是她在集市上见过的任何一种布料，甚至不是她在英国的记忆里能对得上号的任何一种裁剪。
她的目光在那件袍子上停了很久。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词，但所有的词都够不到它。
她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睛。
“你好，”她说，“你是来——”
她没有说完。
她是来教书的。几年前——没人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那艘破旧的蓝色小船把她卸在码头上，她拎着一只棕色皮箱，皮箱的搭扣坏了一边，用一根麻绳捆着。
她说她是来教书的。村里人问她教什么，她说教认字。村里人又问，认什么字？她说，认那些能让人看懂世界的字。村里人听不懂，但看她一个人站在土路上，裙子被风鼓起来，手里攥着那只用麻绳捆着的皮箱，就留她住下了。
三十岁生日那天，她走了很远的路，坐船去镇上，想买一块小蛋糕。蛋糕店没开门，她在一家卖日用杂货的铺子里买了一把新梳子。牛角的，比旧的那把沉。
她每天早上天没亮就醒，去河边打水，回来烧开，灌进那只褪了色的搪瓷壶里。她习惯了在微光中做这些事。习惯了这个村子清晨的气味——露水、柴烟、被太阳晒了一整夜终于凉下来的泥土。习惯了她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