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被叫进去谈话的是朱明浩。
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黑色的正装，试图让自己显得沉稳老练些。
然而，当王科长按例抛出一个极其基础的业务问题——“如果让你主持外经贸科，你对下半年高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退税补贴申报有什么整体思路”时，朱明浩卡壳了。
他那张抹了昂贵发油的脑袋里，哪里装得下这些枯燥的专业名词？
“这个嘛……”朱明浩支支吾吾，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最后只能硬生生地把话题往回扯。“王科长，具体的业务细节，科里的同志会去落实。我父亲朱区长经常教育我，做领导干部，关键是要有大局观，要善于统筹协调……”
王科长面无表情地在记录本上画了一笔，打断了他：“好的，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陈露和王学志，表现得更是堪称灾难。
陈露全程都在抱怨局里加班太多，而王学志干脆连自己拟竞聘的商贸服务科有几项核心考核指标都说不上来，甚至还不耐烦地看表。
三个“二代”，在没有任何铺垫和暗箱操作的硬核考核面前，草包本质暴露无遗。
孙腾飞大步流星地走进来。
孙腾飞没穿正装，拉开椅子坐下，甚至还翘起了半个二郎腿。他压抑了一年的戾气，在这一刻彻底释放。
“王科长，我就直说了。商贸科这两年能在市里排上号，全是我拿命拼回来的。”
孙腾飞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居功自傲，“我舅舅在市财政局，对咱们区里的财政转移支付也是一直很关心的。
他老人家也常说，咱们高新区商务局的干部，得讲究个赏罚分明，不能寒了干活人的心，您说对吧？”
王科长停下了手里的笔，抬眼深深地看了孙腾飞一眼。
这种赤裸裸的拿上级部门压人、挟恩图报的做派，在组织考察中是绝对的大忌。
这种人就算有点能力，也是个极其不安定的刺头。
“你的意见我们记录了。叫孙维佑同志进来吧。”王科长语气冷淡。
接下来进来的张维佑，则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位平时在办公室默默写材料的“老黄牛”，大概是这辈子头一回经历这种阵仗，整个人透着一股战战兢兢的局促。
他几乎是夹着腿走到椅子前，动作僵硬地坐下，屁股只敢挨着椅子的三分之一。
眼神更是不敢和对面的考察组对视，只敢盯着桌面上的矿泉水瓶。
“张维佑同志，不用紧张。”王科长放缓了语气，“如果由你担任办公室主任，你打算怎么抓好局机关的日常运转？”
“我……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张维佑结结巴巴地开口，紧张得直咽唾沫，声音都在发颤，“主要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上传下达，服务好局领导，服务好业务科室……领导指哪，我就打哪，绝对不给组织添乱……”
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中规中矩，挑不出毛病，但也毫无亮点。
王科长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张维佑是个老实人，干活确实踏实，但也仅限于此了。这种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和魄力的性格，真要让他当办公室主任这种需要八面玲珑、协调各方利益的“大管家”，估计连个外单位的扯皮会都应付不下来。
这明显就是李建国拉来凑数的绝对“分母”。
“好的，了解了。去叫杜铭同志进来吧。”王科长揉了揉发胀的眉心，对接下来的谈话已经不抱太大期望。
最后走进来的，是杜铭。
他依然是那件洗得一尘不染的白衬衫，袖口整齐地挽在手肘处。
拉开椅子，坐姿挺拔，脊背笔直。
没有朱明浩的油腔滑调，也没有孙腾飞的嚣张跋扈。
他的眼神清澈、沉静，透着一种被七年基层岁月打磨出来的厚重感。
“杜铭同志，谈谈你对外经贸科下一步工作的设想吧。”王科长喝了口水，其实经过前面几个人的疲劳轰炸，他已经对这次谈话不抱什么期望了。
杜铭没有丝毫停顿，连思考的几秒钟都省了。
“王科长，目前高新区外经贸工作面临的最大瓶颈，是外资利用率的转化问题。”
杜铭的声音不高不低，却异常笃定：“结合下半年的区级考核指标，我的设想分三步。第一步，利用马上到来的德国施耐德项目，进行全产业链招商，预计能拉动上下游配套产值约十五个亿；
第二步，整合现有外贸企业的通关数据，建立局里的直报系统，把审批时间压缩30%……”
一连串精准到小数点的数据，一套逻辑严密、切实可行的打法，甚至连可能遇到的政策风险和应对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