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码是陌生的，但区号他认得——010，京城。
他接起来。
“陈砚吗？”
那个声音苍老，但有力。他想了三秒钟，忽然认出来了。
“彭叔叔？”
彭叔叔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
“还行，还记得我。”
陈砚握着电话的手紧了一下。彭叔叔——父亲的老战友，总参的那个。三年前，他专门去陈家大院，给陈砚送来了父亲那封信。
“彭叔叔，您怎么……”
“你的事，我听说了。”彭叔叔打断他，“周永昌，对吧？”
陈砚愣了一下。
彭叔叔说：“我在京城，但南岭的事，我一直在盯着。你爸的案子，你查清楚了。周永年倒了，张文华倒了。现在轮到周永昌了。”
陈砚没说话。
彭叔叔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陈砚，周永昌是副部级。省纪委管不了。要动他，得中央纪委。”
陈砚的呼吸顿了一下。
中央纪委。
彭叔叔继续说：“你手里的材料，够不够？”
陈砚说：“够。”
彭叔叔问：“你敢不敢往上递？”
陈砚说：“敢。”
彭叔叔又笑了一声。
“好。你等着。”
电话挂了。
陈砚坐在那儿，看着手机，很久没动。
中央纪委。
那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高度。
六月五日，县里来了两个人。
说是省纪委的，但开的车是京城牌照。他们直接去了县委，在周明远办公室待了一个小时。然后去了纪委，找方建国。最后，他们找到了陈砚。
领头的是个中年人，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和气，但眼睛很亮。他自我介绍姓孙，中央纪委的。
孙同志在陈砚对面坐下，看着他。
“陈砚同志，你的材料，我们看了。”
陈砚等着他往下说。
孙同志说：“周永昌的事，我们已经掌握了部分情况。但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听说你这些年一直在查，手里还有东西？”
陈砚说：“有。”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放在桌上。
那是他这些年积攒的所有东西。从产业园开始，到刘三，到张文华，到周永昌。每一份材料的复印件，每一个证人的证言，每一张照片，每一笔转账记录。
孙同志打开，一页一页看。
看得很慢，很仔细。
看到最后，他合上档案袋，抬起头，看着陈砚。
“这些东西，你藏了多久？”
陈砚说：“三年。”
孙同志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问：“你知道周永昌是谁吗？”
陈砚说：“知道。”
孙同志问：“你知道查他会有什么后果吗？”
陈砚说：“知道。”
孙同志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笑了。
“你跟你父亲一样。”
陈砚愣了一下。
孙同志说：“你父亲当年，也查过周家的人。那时候周永昌还是清州市的副市长，你父亲就盯上他了。可惜……”
他没说下去。
陈砚问：“可惜什么？”
孙同志看着他，目光很深。
“可惜他死了。”
六月七日，孙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