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调整征地补偿标准的讨论”。郭海平头天晚上通知陈砚，让他也参加。陈砚到的时候，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农业局、国土局、财政局、信访办，各乡镇的负责人，黑压压一片。
主持会议的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姓吴，五十多岁，头发稀疏，说话慢条斯理。他敲了敲桌子，让大家安静。
“今天这个会，主要是讨论一下征地补偿标准的问题。有人提了建议，说咱们县的标准太低了，应该往上调一调。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话音刚落，国土局的局长就开口了。
“吴县长，咱们县的标准是市里定的，三千块一亩，不是咱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要调，也得市里同意。”
农业局的局长接话：“话是这么说，可现在问题是，老百姓不买账。石盘乡那条路，拖了大半年了，就是因为征地征不下来。再拖下去，上面拨的钱都得退回去。”
财政局的副局长咳了一声：“调标准，钱从哪儿出？县里财政什么情况，大家心里清楚。多一千块一亩，一个项目就得加几十万。几个项目加起来，几百万就没了。”
石盘乡的黄乡长急了：“那也不能让我们乡里贴吧？我们穷得叮当响，哪来的钱？”
大家七嘴八舌，吵得不可开交。
陈砚坐在角落，一直没说话。
吴县长听了一会儿，忽然看向他。
“那个小陈，督查科的，对吧？这个建议是你提的？你有什么想法？”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来。
陈砚站起来，说：“我下去看过，跟征地户聊过。他们说，不是不支持修路，是三千块买断祖祖辈辈的地，心里不踏实。他们怕的是，钱花完了，地没了，以后怎么活。”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吴县长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陈砚说：“我建议，能不能换个思路。不是简单地提高补偿标准，而是给一些长远的保障。比如，征地的时候，给一部分补偿款，再给一部分安置地，或者帮他们安排工作、纳入社保。让他们觉得，地没了，但日子还能过。”
有人小声议论。
财政局的副局长皱起眉头：“安排工作？纳入社保？这些都要钱，而且不是小钱。”
陈砚说：“我知道。但如果不做，以后征地会越来越难。拖一年，项目停滞的损失，可能比这些钱更大。”
吴县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个思路，可以研究研究。”
他看向国土局：“你们下去调研一下，看看外地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拿个方案出来，下次常委会上议一议。”
国土局局长点点头，没再反对。
散会后，郭海平叫住陈砚。
“小陈，今天说得不错。”
陈砚说：“谢谢郭主任。”
郭海平看着他，笑了笑。
“你那个思路，其实以前也有人提过，但都没推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陈砚摇头。
郭海平说：“因为麻烦。比直接给钱麻烦多了。要给安置地，就得协调土地；要安排工作，就得找企业；要纳入社保，就得动财政。一层一层，全是麻烦。所以大家宁愿拖着，也不愿碰。”
他顿了顿。
“但你今天在会上说了，吴县长让调研，这就是进步。一步一步来，总能推得动。”
陈砚点点头。
郭海平拍拍他肩膀，走了。
十月二十五日，陈砚请了一天假。
他坐车去了市里。
市一院在城东，一栋白色的大楼，门口人来人往。陈砚问了导诊台，找到骨科病房。
周建国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三人病房。陈砚站在门口，看见他靠在床头，一条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脸上还留着淤青，但精神比上次好多了。
他敲了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