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在那间小屋里又坐了半个月。每天早上一杯水，中午一顿饭，下午看着那片光从墙头移过来，再移走。墙上那张地图还在，但那条河上的划痕已经不明显了，被太阳晒得发白。
没人再找他谈话。
胡正兴见了他还是笑眯眯的，点点头，说句“好好干”，就过去了。赵国强再也没叫过他。小刘偶尔来串门，但不提那些事了，就聊些闲天，说谁家生孩子了，谁家吵架了，谁家买新电视了。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陈砚知道，什么都没发生，就是有事要发生。
他把那本《资本论》从旅行袋里拿出来又放回去，放回去又拿出来。照片还在，信还在，那份关于父亲的文件还在。他每天晚上看一遍，然后躺下，看着天花板，听窗外的虫叫。
八月二十号，胡正兴叫他去办公室。
主任室还是那样，亮堂堂的，胡正兴坐在办公桌后面，脸上堆着笑。
“陈砚啊，”他说，“有个事要麻烦你。”
陈砚坐下，等他往下说。
胡正兴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石盘乡那边，有个扶贫项目，需要下去调研一下。本来应该老赵去的，他家里有事，走不开。你看你能不能跑一趟？”
陈砚说：“好。”
胡正兴点点头，递过来一份文件：“这是项目资料。石盘乡是咱们县最偏的乡，路不好走，你辛苦一趟。大概三五天，把情况摸清楚，回来写个报告就行。”
陈砚接过文件，翻开看了一眼。是一个饮水工程的项目，省里拨了款，县里配套一部分，要在石盘乡的几个村修水窖。
“什么时候出发？”他问。
“明天一早。乡里会派人来接，你跟着去就行。”
陈砚点点头，站起来。
走到门口，胡正兴忽然说：“陈砚，路上小心点。那边山高路险，注意安全。”
陈砚回过头。
胡正兴的笑容还在，但那笑容里有些什么，说不清楚。
陈砚说：“谢谢胡主任。”
他推门出去。
回到自己那间小屋，他把那份文件看了一遍。项目不大，三十万，要在五个村修一百二十口水窖。工期半年，明年三月前完工。
他把文件收好，开始收拾东西。几件换洗衣服，那本《资本论》，手电筒，水壶。他把那本书放进包里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他拿出那本书，翻开，看着父亲的照片。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照片上，父亲的眼睛很亮。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抽出来，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书，他没带。
他把书锁进抽屉，钥匙装进口袋。
第二天一早，陈砚在县政府门口等车。
天刚亮，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扫地的清洁工。他站在那儿，看着太阳从东边的山头升起来，把整个县城染成橘红色。
七点半，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过来，停在他面前。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黑瘦的脸。
“陈主任？”那人问。
陈砚点头。
“上车吧，我是石盘乡的老周，周建国。”
陈砚愣了一下。
周建国。
他想起那份关于父亲事故的文件，随行人员名单上，受伤的那个，就叫周建国。
他上了车，坐在副驾驶。
车子开动了，穿过县城，往山里开。
一路上，周建国没怎么说话。陈砚也没说。他偶尔看周建国一眼，周建国就闷头开车，眼睛盯着前面的山路。
开了两个多小时，路越来越差。柏油路变成了砂石路，砂石路变成了土路，土路变成了只能过一辆车的山路。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悬崖下面是一条河，水声轰隆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