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站在火车站广场上，太阳很毒，晒得柏油路面发软。他拎着那个旧旅行袋，里头装着几件换洗衣服、那本《资本论》，还有夹在书里的照片和信。四年大学攒下的全部家当，就这么一个袋子。
“京城西站”四个大字在阳光下泛着光，人来人往，扛着大包小包的人流从他身边涌过。有人喊着“让一让”，有人拖着行李箱咕噜咕噜响，有人蹲在路边啃烧饼。
陈砚抬头看了看那几个字，然后低头，检票进站。
绿皮车，硬座，十八个小时。
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把旅行袋塞到座位底下，坐下来。对面是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孩子手里拿着一包方便面干啃，咔嚓咔嚓响。旁边坐着个穿旧军装的老头儿，闭着眼睛打盹。
汽笛响了，火车慢慢开动。
陈砚看着窗外，站台慢慢往后退，然后是灰扑扑的楼房，然后是密密麻麻的铁轨，然后是田野。
京城，越来越远。
那对夫妻开始聊天，说的是方言，陈砚听不懂。孩子吃完方便面，趴在窗上看风景，问这问那。老头儿还在打盹，偶尔咂咂嘴。
陈砚靠着窗户，闭上眼睛。
他想起昨天下午，他去秦卫东家吃了顿饭。
还是那间小屋，还是秦越他妈做的菜，还是秦卫东坐沙发上看报纸。但这次，秦卫东没看报纸，一直看着他。
“明天就走？”秦卫东问。
陈砚点头。
秦卫东沉默了一会儿，说：“南岭那边，我有个老战友，姓李，在省里工作。我把电话给你，有事找他。”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推过来。
陈砚接过来，看了一眼，装进口袋。
秦越在旁边吃饭，一直没说话。吃完饭，他送陈砚到门口，忽然说：“那边要是待不下去，就回来。”
陈砚看着他。
秦越的表情还是那样，淡淡的。
“回来也没地方去，”陈砚说，“学校不能住了。”
秦越愣了一下，然后说：“来我家。”
陈砚没说话，转身走了。
火车晃了一下，陈砚睁开眼睛。
窗外已经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玉米地一片连着一片，绿油油的。天很蓝，云很白，太阳很毒。
孩子趴在窗上，喊着“妈你看那个牛”。
陈砚看着那些玉米地，忽然想起向阳公社那个老头儿。他说的那句话，他记得很清楚：你以后要是当了官，记得今儿这顿饭。
他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当官。
但他知道，他得往前走。
傍晚的时候，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很久。
对面那对夫妻下车了，换上来两个年轻人，看着跟陈砚差不多大，背着大包，像是打工的。他们坐下就开始聊天，说的还是方言，但陈砚能听懂一些了。
“云溪？那地方穷得很，你去那儿干啥？”
“有个亲戚在那边，说能介绍进厂。”
“啥厂？”
“不知道，去了再说。”
陈砚听着，没说话。
窗外，太阳正在落山，把天烧成一片红。田野、村庄、远山，都镀上一层金边。
他拿出那本《资本论》，翻开，看着那张照片。
父亲站在第二排靠边的位置，眼睛看着镜头，很亮。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书合上，放回包里。
夜里，车厢的灯关了。
陈砚靠着窗户，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夜。偶尔有灯光闪过，是一个小站，或是一个村庄。火车轰隆轰隆响，像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他睡不着。
他想起很多事。想起陈家大院的后院，想起那棵枣树，想起老太太最后那句话。想起彭叔叔送来的信，想起那份关于父亲事故的文件，想起那条匿名短信。
想起林博文说：你记得给我写信。
想起秦越说：来我家。
想起赵思远临走前看他那一眼。
他不知道自己选择去南岭，是对是错。
但他知道，他没得选。
第二天早上，火车进了南岭省。
窗外的景色变了。山多了，一块一块的水田，种着水稻。房子也变了，白墙黑瓦，跟北方的灰砖房不一样。
陈砚看着那些山，一座连着一座，望不到头。
上午十点多，火车到了省城。
陈砚下车，拎着旅行袋，走出车站。省城不大，比京城小多了，车站也旧，候车室里的吊扇呼呼转着，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他看了看车票，下一趟去云溪县的火车，要等到下午三点。
他把旅行袋放在脚边，在候车室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