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站在宿舍窗前，看着楼下的梧桐树。三年过去了，树还是那棵树，但叶子黄了三回，落了三回，又绿了三回。
他大四了。
宿舍里乱糟糟的，林博文在翻箱倒柜找东西，嘴里念叨着：“简历呢？我明明打印了十份，怎么只剩两份了？张磊，你看见我简历了吗？”
张磊坐在床上看书，头也不抬：“没看见。”
赵思远的床铺已经空了。他上学期末就搬出去了，据说是家里在学校附近给他买了房子，方便准备考研。偶尔还能在学校碰见他，西装革履的，见人还是笑眯眯的，但笑容越来越像公式。
“陈砚，”林博文终于放弃了翻找，一屁股坐在床上，“你说咱们毕业以后能干啥？”
陈砚转过身，说：“不知道。”
林博文叹气：“你永远不知道。但我真愁啊，我爸妈供我念四年大学，就指着我毕业找个好工作。可现在呢？工作没着落，考研又考不上，公务员考试我连名都没报上……”
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
陈砚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林博文看了他一眼，忽然问：“你报了吗？公务员？”
陈砚点点头。
林博文愣了一下：“报了？哪个单位？”
“没定。先考试。”
林博文看着他，目光里有些复杂。三年了，他越来越看不懂陈砚。这人看着闷，不说话，但每件事都做得稳稳当当。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每门课都过了；不参加社团活动，但社会实践报告拿了优秀；不争不抢，但该有的都有了。
“你将来想干什么？”林博文问。
陈砚沉默了一会儿，说：“想干点实事。”
林博文等着他往下说，但他没说。
窗外，风吹过，几片黄叶飘下来。
九月底，秦越来找他。
还是那样，不打电话，不提前说，直接出现在宿舍楼下。但这次，他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
“我爸让我给你的。”他把档案袋递过来。
陈砚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份复印件，泛黄的纸，字迹有些模糊。标题是：关于陈正明同志因公殉职的情况说明。
他抬头看秦越。
秦越说：“我爸找了很多人，才弄到这份东西。他说，你该看看。”
陈砚把文件收好，说：“谢谢。”
秦越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陈砚说：“还没想好。”
秦越点点头，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我爸说，你要是没地方去，过年就来家里。”
陈砚站在那儿，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
回到宿舍，他把门关上，一个人坐在床上，把那份文件慢慢看了一遍。
文件不长，两页纸。写的是父亲出事那天的情况：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陈正明同志前往某地调研，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因公殉职。随行人员两人，一死一伤。事故原因认定为恶劣天气导致车辆失控。
他看完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最后，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随行人员中，受伤的那个，名字叫周建国。
周建国。
他想起一个人——周老师。他的家教老师，从小学教到高中，姓周，叫周秉义。
不是建国。
他拿起那份文件，又看了一遍。是周建国，不是周秉义。
他把文件收好，放进那本《资本论》里，和父亲的照片、父亲的信念在一起。
然后他坐在那儿，很久没动。
十月中旬，学校举办了秋季招聘会。
体育馆里挤满了人，一排一排的展位，每个展位前都排着长队。国企、民企、机关单位，五花八门。林博文拉着陈砚挤进去，被人群推着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