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的天阴得透不出一丝光。
嘉陵江上的雾气从江面爬上来，裹著整座城，街巷里的梧桐树光禿禿地戳在路边，枝丫上掛著前夜的霜。
歌乐山刑场清理完毕三天后，一道加急密电从山城市公安局发往四九城。
韩冰的判决书下来了。
没有公审，没有游街，没有广播通告。
凌晨四点十七分，两名法警將韩冰从地下室提出来，押上一辆蒙著帆布的吉普车，沿著嘉陵江边的土路开了四十分钟，到了歌乐山后山一处无名的洼地。
韩冰站在那里，穿著她被捕那天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列寧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
她没有说话，没有喊冤，也没有留遗言。
法警问她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她摇了摇头。
枪声在山谷里闷闷地响了一下，被晨雾吞掉了。
陈国华站在十步开外，看著法医上前確认。他手里捏著一份文件，文件最上方盖著红色的绝密印章。
处决报告上写得很清楚：韩冰，女，一九一九年生，一九四五年被军统激活启用，潜伏於我方內部十四年。经审讯查实，其先后向敌方传递重要情报十七次，直接或间接导致我方人员伤亡及被捕逾二十人。
陈国华把文件装进公文包，拉上拉链。
“回去吧。”他对身边的干事说了一句。
吉普车掉头往山下开。没有人回头看那片洼地。
消息传开的范围很小。
山城市公安局內部发了一份通报，用词极其简短——“韩冰同志经查实为敌方潜伏特务，已依法处理”。
知道內情的人屈指可数。但每一个看到通报的人，脸上都是同一个表情——不敢信。
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学习文件比谁都认真，下基层比谁都积极，批评与自我批评比谁都深刻——竟然是光头党埋进来的钉子。
这个事实太荒谬了。荒谬到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议论。
局里的走廊上，原本有些人路过韩冰办公室的时候还会多看一眼，现在全都加快脚步，头也不转地走过去，好像那扇门后面藏著什么瘟疫。
十二月六日上午。
山城市公安局三楼，一间没有窗户的谈话室。
袁农坐在靠墙的木椅上，面前是一张空桌子。他穿著褶皱的中山装，衬衣领子脏了一圈，下巴上冒出来短短的胡茬。
被停职隔离审查已经快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里，他被安排在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间小房间里，一日三餐有人送，门口有人守著，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不许见任何人。
每天就是坐著，坐著，坐著。
煎熬比任何刑罚都狠。
谈话室的门开了。
陈国华先进来，手里夹著一个棕色的牛皮纸文件夹。他在袁农对面坐下，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没有急著翻开。
袁农的目光在文件夹上停了一下，又移开了。
紧跟著，陈彦走了进来。
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棉大衣，领口竖著，脸上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他没坐下，站在陈国华的侧后方，靠著墙，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袁农看见陈彦，嘴唇动了动。
“陈主任——”他开口了，嗓子很乾，说出来的声音带著沙。
陈彦没有接话。
陈国华翻开文件夹，抽出第一页纸，平放在桌面上。
“袁农同志，”陈国华开口了，语气平淡得像在读报纸上的天气预报，“今天找你谈话，是关於你个人问题的最终处理意见。谈之前，有些事情需要跟你再核实一遍。”
袁农的身体往前倾了倾。
“陈局，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袁农的手放在膝盖上，攥了攥又鬆开，“韩冰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我和他刚结婚没多久，从来没有发现她有任何异常。你让我怎么发现？她比谁都——”
“我没问你韩冰的事。”陈国华打断了他。
袁农的嘴闭上了。
陈国华用手指点了点桌上的文件。
“审查期间，我们对你个人的工作履歷做了一次全面梳理。从你参加工作开始，到今天，所有的案卷、电报、行动记录、会议纪要，全部调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陈国华停顿了一下。
“袁农同志，你有没有什么要主动交代的？”
袁农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我跟韩冰之间纯粹是工作关係。”他的声音提高了一点，“她的身份，我完全不知情。我承认我有失察之责，但你们不能因为我跟她结了婚就认定——”
“谁认定你了？”陈国华拿起一张纸，“我现在问的不是韩冰，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听清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