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点二十分，郑耀先站起来，穿上外套，整了整衣领。他需要提前出发去特高课。从这里到特高课的办公地点需要半个小时，他不想迟到。山本一郎是讲究时间的人，迟到一秒钟都会被他认为是一种不尊重。

    

    他锁好办公室的门，下楼，走出76号大楼。院子里，阳光直直地照下来，地面上的水渍已经被完全晒干了，空气里有一股热烘烘的味道。他走到马路边，拦了一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儿，他说了声“特高课”，车夫的肩膀微微缩了一下，默默拉起车往北跑。

    

    黄包车穿过热闹的街市，卖布的、卖菜的、卖糖葫芦的都在扯着嗓子吆喝，空气里混着油炸臭豆腐的味道、烤红薯的甜香和马粪的臭味。郑耀先坐在车篷下，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卖报的小孩，举着一叠报纸拼命地晃着一个穿长衫的男人的胳膊，嘴里叫着“先生买报，先生买报”。那个男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把小孩的手甩开，快步走了。小孩站在原地，揉着被甩疼的手腕，嘴巴瘪了瘪，又转身去追下一个路人。

    

    郑耀先移开目光，看向前方。特高课的大楼已经在前面的街角露出了灰色的屋顶。那栋楼很好认，在整个虹口地区是最高的建筑之一，灰色的外墙，窗户很小，像碉堡一样坚固。楼顶上竖着一面太阳旗，在午后的风里懒洋洋地飘着。

    

    一点五十分，黄包车在特高课的大楼前停下来。郑耀先付了车钱，下车，整了整衣领，朝大楼走去。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拦住了他，用生硬的中文问他要干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特高课发给他的约见函，递了过去。日本兵接过去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然后让开了一条路，用下巴示意他进去。

    

    楼里很冷。不是温度低，而是那种冷是建筑本身散发出来的，灰色的墙壁，灰色的天花板，灰色的走廊，连灯光都是惨白惨白的。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每走一步都有回声，嗒，嗒，嗒，像是一条走廊有十个人同时在走路。二楼的楼梯口站着一个日本军官，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腰间挎着武士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看到郑耀先走上楼梯，用日语问了一句什么，郑耀先听不懂，只能把约见函又拿了出来。日本军官看了看，点了点头，用下巴指了指走廊尽头的那扇门。

    

    郑耀先朝那扇门走去。走廊很长，两边都是紧闭的房门，门上没有名字，只有编号，用白色的油漆印在门框上方。经过其中一扇门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出一声尖叫，很短很尖，像是什么东西被撕裂的声音，然后是一连串日语的低吼，再然后是什么东西撞击在墙上的闷响。他没有停步，继续往前走。

    

    走廊尽头那扇门和其他的门不一样，门比其他的门宽，门上的编号用红色的油漆印的，比其他的编号高了一截。他站在门前，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门。

    

    门里传来一个声音，有些沙哑，但每个字的发音都非常用力：“请进。”

    

    郑耀先推开门，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