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起来，没有开灯，借着窗外灰蒙蒙的光穿上衣服。昨晚和衣躺下的时候，衣服压出了褶皱，他用手掌在袖子和前襟上来回抹了几把，褶皱还在，但没那么明显了。他走到墙角的脸盆架前，从搪瓷缸子里倒出半缸凉水，洗了把脸。水很凉，激得皮肤一紧，他用手掌揉了揉脸颊，直到感觉血液重新流动起来才停下。
六点整，他锁好门，下楼。弄堂口的早点摊刚支起来，油条在铁锅里炸得嗞嗞响，豆浆的热气一团一团地往上升，和煤烟搅在一起，在灰蒙蒙的空气里扯出白色的丝。他要了一碗豆浆和两根油条，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一口一口地吃着。豆浆是甜的，油条炸得酥脆，咬一口掉渣。他吃得很慢，不是因为不饿，而是因为他习惯了在吃东西的时候想事情。
今天的事情很多，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不是梁仲春的押运队，而是下午两点山本一郎的约见。山本一郎这个人他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在特高课的办公楼里，李士群带他去拜码头，山本一郎坐在办公桌后面，从头到尾没说超过三句话，每句话都不超过五个字。第二次是在松本太郎的宴会上，山本一郎端着酒杯走过来，脸上带着笑，眼睛却像刀子一样在他身上扫来扫去，问了他三个问题：郑副主任在76号主要负责什么？郑副主任以前在重庆做过什么？郑副主任对上海目前的治安形势怎么看？三个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一个比一个像审讯。他当时回答得很得体，不卑不亢，既不显得巴结也不显得抗拒，但心里清楚，山本一郎在试探他。
今天山本一郎单独见他，绕过李士群，直接打电话到76号。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山本一郎想干什么？想从他嘴里套出关于李士群的事？想拉拢他，在76号里安插自己人？还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想当面核实？不管是哪一种，他都必须小心应对。山本一郎不是李士群，也不是梁仲春，他是特高课的课长，手里掌握着整个上海日本特务系统的资源，要查一个人的底细，比76号方便得多。
吃完早点，他付了钱，走到街口拦了一辆黄包车。六点半的上海还没完全醒来，马路上的汽车不多，黄包车和自行车倒是不少，铃声和车夫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经过苏州河的时候，河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对岸的仓库和厂房在雾里若隐若现，像是没睡醒的巨兽蹲在水边。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特有的腥味和工厂烟囱里飘出来的煤灰味。
到了76号门口，黄包车停下来。郑耀先付了车钱，整了整衣领，走进大门。门口站岗的还是昨晚那两个人，见他来了，啪地一个立正，举手敬礼。他点了点头，径直走进办公楼。走廊里的日光灯已经亮了，嗡嗡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掏钥匙开门。
办公室里还是昨晚走时的样子。桌上的文件夹原封不动地放着，烟灰缸里的烟头被清洁工收走了，桌面擦过了，但擦得不仔细，靠近笔筒的位置还有一圈茶杯底留下的水渍。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透气。院子里的三辆卡车还在，车身上的露水在初升的太阳下闪着亮晶晶的光。轮胎底下的地面上有一小片水洼，是昨晚后半夜下的那场小雨留下的。
六点五十，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不是高跟鞋，是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步伐很重，像是小跑。郑耀先把窗户关上，回到桌前坐下。几秒钟后，门被敲响了，敲得很急，咚咚咚三下。
“进来。”
梁仲春推门进来，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上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帽子，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的脸上全是汗，尽管早晨的气温并不高，额头上却亮晶晶的，鼻翼两侧的汗珠一直在往下淌。他的呼吸有些急促，像是刚才跑了一段路。
“郑副主任，人都到齐了。”梁仲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行动处二十个人，加上司机六个人，一共二十六个人，全部在院子里集合完毕。车也检查过了，三辆车都加满了油，轮胎气压正常，备用轮胎和工具箱都在车上。武器也检查过了，二十个人每人配一支手枪，两个备用弹匣。另外还有两支冲锋枪，放在第一辆车上，以备不时之需。”
郑耀先翻开文件夹，里面是梁仲春用铅笔画的路线图，还有一页密密麻麻的人员名单和装备清单。他看得很仔细，从第一个名字看到最后一个名字，从第一项装备看到最后一项装备。看完之后，他合上文件夹，看着梁仲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