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你，这件事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梁处长没跟我说过。我是昨天刘翻译说特高课调了档案，我才知道的。我问了梁处长，他才告诉我。”
李士群看着他，看了大约三秒钟。他的目光很锐利，像是要看到郑耀先的脑子里面去。郑耀先没有躲，迎着他的目光，眼神平静，没有慌张，也没有刻意镇定。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他？”
郑耀先想了想，说了一句很慢的话。“李主任，梁处长是76号的老人。他犯了错，该罚。但他是主动来坦白的，这说明他知错了。特高课那边盯着他，要是我们罚得太重，特高课会觉得他犯了大事，反而会去查。罚得轻一些，特高课会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就不查了。”
李士群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分成两股。他隔着烟雾看着郑耀先，目光里的锐利少了一些，多了几分琢磨。
“你说的有道理。但不能不罚。不罚，他记不住。罚了，他才知道怕。”李士群弹了弹烟灰，烟灰掉在桌上，他没有擦。“扣他三个月薪水，写一份检讨，在全处大会上念。这件事就过去了。”
郑耀先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李士群把烟按在烟灰缸里，烟头滋了一声，冒出一缕青烟。“今天晚上，你请明楼吃饭。不要谈工作，就是吃饭。吃完回来，告诉我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每一个细节都要告诉我。”
“我知道。”
李士群挥了挥手，郑耀先站起来，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嗡嗡地响。他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门关上，在椅子上坐下来。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点四十分。还有八个多小时，他就要和明楼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他需要在八个多小时里做好所有准备。
下午两点，郑耀先离开76号，去了理发店。不是他常去的那家，是另一家，在法租界的一条小路上，店面很小，只有一个师傅。他坐在椅子上，让师傅给他理了一个很普通的发型，不长不短，不土不洋，走在街上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理完发，他付了钱，走到隔壁的裁缝铺，买了一件新的白衬衫，没有试，拿了一件合身的尺码，装在纸袋里，拎着走了。
三点钟，他回到76号。梁仲春在走廊里等着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
“郑副主任，押运的方案最后确认了。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郑耀先接过文件，站在走廊里看了一遍。方案和上次说的差不多，三十个人，五组，每组六个人，三组在车上，两组在路边。每隔一公里设一个观察哨，用旗语联络。路线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经外滩、南京路、四川路，到虹口仓库。全程十五公里，预计走两个半小时。他把文件还给梁仲春。
“没有问题。路上小心。”
梁仲春点了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下来。“郑副主任，今天上午的事，谢谢你。”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想通的。”
梁仲春走了。郑耀先回到办公室，把新买的衬衫从纸袋里拿出来，抖了抖，挂在衣架上。然后他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看了看马路对面。货郎还在，还是那个年轻女人，面前的水果少了一些，卖出去了一些。街角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牌的号码他不认识，但车的样子他很熟悉——是李士群的车。李士群坐在车里，隔着黑色的车窗，不知道在看什么。
他放下窗帘，回到桌前，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蓝色封皮的账簿，翻到梁仲春给李士群送钱的那一页。折痕已经很深了，纸纤维发白，几乎要断了。他看着那一页，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把账簿合上，放回抽屉里，锁上了。
六点钟，郑耀先换上新买的衬衫，穿上昨天就准备好的外套，站在镜子前看了看。镜子里的他，头发理过了，衬衫是新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通的政府官员，不引人注目，也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他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请柬，看了一眼，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出办公室，锁了门，下楼，出了76号的大门。
门口站岗的两个人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走到马路边，叫了一辆黄包车。
“虹桥路，百老汇餐厅。”
黄包车拉着他在暮色里跑。天还没有完全黑，路灯已经亮了，光在柏油路面上泛着昏黄的颜色。路上的行人不多，三三两两，低着头，匆匆忙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