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套他没有扣扣子，敞着，风吹进来，凉飕飕的。上海的秋天来得慢，但来了就赖着不走，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凉意，像是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洒在了路面上。他走得不算快，也不算慢，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午后散步的速度。他需要给盯梢的人足够的时间反应，让他们跟上，又不能让他们觉得他在等他们。
走出大约五十米，他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两个人的。一个在马路对面，一个在同侧的人行道上，隔了大约二十米，不远不近，像是偶然同路的陌生人。马路对面的脚步声更轻一些，踩在石板路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同侧的那个脚步声更重，皮鞋底磨在水泥路面上，咔，咔，咔，节奏很稳。郑耀先没有回头，但他从脚步声的距离和节奏判断出了两个人的位置。马路对面的那个应该是今天新换的盯梢——那个穿灰色长衫的，中等身材，走路的时候左肩比右肩低一点，可能是右肩受过伤，也可能是习惯性地用右手护着什么。同侧的那个是货郎，他换了鞋，不是那双新的黑布鞋了，换成了一双旧的白底布鞋，走路的声音变了，但步幅没变，一步大约七十厘米，比他自己的步幅短了十厘米。
郑耀先在心里画了一张图。他在中间，货郎在他身后二十米偏左的位置，灰长衫在马路对面偏右的位置，沪B-6843在街角，还没有动。车不动，说明车里的司机是后备力量，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动。盯梢的主力是这两个人，车是用来在跟丢的时候快速封堵路口的。这是标准的三人小组配置——两个步行盯梢，一个机动待命。山本一郎在特高课学到的跟踪术，用的是日本宪兵队的标准教材。
往前走了一百多米，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红灯，行人停在路边等。郑耀先停下来，站在人群里。他面前站着两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手里挎着竹篮子，篮子里装着青菜和豆腐。左边站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的皮面磨得发白，边角裂开了，用黑胶布缠着。右边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有领章，没有帽徽，裤腿卷到小腿肚，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小腿上全是泥点子。年轻人手里攥着一张报纸，报纸已经被他攥得皱巴巴的，头版的标题露出来一半——《和平军剿共大捷》。年轻人没有在看报纸，他在看马路对面的一个姑娘。姑娘穿着碎花旗袍，撑着油纸伞，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低着头，在等红灯。年轻人看得入了神，嘴微微张着，露出里面发黄的牙齿。
郑耀先的目光从年轻人身上收回来，落在马路对面的信号灯柱上。灯柱上贴着一张告示，白纸黑字，上面写着“上海市政督办公署通告”，下面是一长串关于粮食配给的规定。他不需要看那些规定，他早就背下来了。他在等的是红灯变绿灯的那一瞬间。那一瞬间，所有人都会同时起步，人群会挤在一起，形成一个短暂的混乱期。他要利用那个混乱期改变方向。
绿灯亮了。人群开始移动。两个蓝布褂子的女人往前走，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往前走，穿草鞋的年轻人往前走，郑耀先也往前走。走了三步，他突然往右一转，穿过人群，朝马路对面走去。这个转向没有预兆，没有减速，没有回头，就是很自然地转了。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东西落在了马路对面的店铺里，回去拿。他的动作很流畅，流畅到连他自己都觉得是真的。
货郎的反应比他预想的快。他转身的瞬间，货郎的脚步声变了，从咔咔咔变成了嗒嗒嗒，节奏快了，步幅大了，从步行变成了小跑。灰长衫在马路对面也动了，他没有过马路，而是沿着原方向继续往前走，走到下一个路口再绕回来。这是跟踪术里的标准配合——一个人跟，一个人堵，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郑耀先过了马路，没有停，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条窄巷子，巷口两边是两栋石库门房子，灰砖墙，黑漆木门，门上的铜环锈成了绿色。巷子往里走大约两百米，中间有三个拐角，第一个拐角往左，第二个拐角往右，第三个拐角往左，出去之后是另一条马路，那条马路上有一个菜市场，菜市场里有一个后门，通到另一条巷子。那条巷子的尽头就是码头后面的仓库区。他在心里把路线又过了一遍，确认每一个拐角的位置，每一堵墙的高度，每一个院子的门是朝里开还是朝外开。
他走进巷子。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嫌挤。两边的墙很高，墙头上爬满了枯藤，藤蔓从墙上垂下来，像一挂挂干枯的帘子。地上铺着青石板，石板被踩得很光滑，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青苔，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