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照片放回抽屉里，关上。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汪曼春带着情报处的四个人，分乘两辆车，从特高课出发前往法租界。她没有通知法租界巡捕房——通知了反而容易走漏风声。车子在霞飞路上行驶的时候，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让司机靠边停一下。车子停在霞飞路一百一十七号对面。她摇下车窗，抬头看着那栋楼的二楼。左边第三个房间的窗户关着，窗帘拉着，看不出里面有没有人。昨天老金就是从这个房间里拿到的公文包。她问老金房间里的人是谁，老金说不知道，对方是通过中间人联系的他，只让他三点钟到门口，敲门三下，里面的人会把东西递出来。他照做了，里面伸出一只手，把公文包递出来，一句话没说，门就关上了。老金说那只手是男人的手，戴着一枚银戒指，戒指上刻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图案。别的什么都没看到。
汪曼春摇上车窗，让司机继续开。车子穿过霞飞路，拐进一条小路，在一栋灰色的四层楼房前面停下来。这栋楼就是丁氏洋行的办公地址。楼下一层是铺面，卷帘门拉着，上面刷着“丁氏洋行”四个大字。铺面旁边是一扇小铁门，通向楼上。汪曼春下了车，四个手下跟着下来。她走到铁门前，按了门铃。过了好一会儿，铁门上的小窗口打开了，露出一张老人的脸，睡眼惺忪的。
“找谁？”
“找丁老板。有一批货要谈。”汪曼春说的是上海话，声音很和气。
老人嘟囔着说丁老板还没来，让她晚点再来。汪曼春说事情急，能不能上楼等。老人犹豫了一下，打开了门。门一开，汪曼春身后的人就涌了进去。老人被推到墙上，嘴被捂住，眼睛瞪得溜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汪曼春没有看他，直接上了楼梯。四个人留了一个在楼下看着老人，三个人跟着她上楼。
二楼是办公区，门锁着。汪曼春的人用撬棍别开了门锁。门推开，里面是一间大约四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摆着几张办公桌，桌上堆着文件和账簿。墙上挂着一幅上海市地图和一幅华东地区地图，地图上用红蓝铅笔标着一些点和线。汪曼春走到地图前，看了看那些标记。红线从上海出发，经过苏州、无锡、常州，一直延伸到苏北。蓝线从天津出发，经过济南、徐州，到达上海。这是两条物资输送线。红线是输往苏北的，蓝线是从天津输入的。丁默村洋行的生意，表面上是从天津进口西药和棉纱，在上海销售。实际上，从天津进来的货，有一部分并没有在上海销售，而是通过红线输往了苏北。输往苏北的那部分，就是替重庆做的。
汪曼春从地图前转过身，走到丁默村的办公桌前。桌上有一部电话，一个笔筒，一叠信纸，还有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的合影，女人穿着旗袍，孩子大约三四岁，手里拿着一只布老虎。丁默村的老婆和孩子。她把相框放倒，拉开抽屉。抽屉里放着几本账簿、一些信件、一盒雪茄、一把剪刀。她把账簿拿出来翻了翻，和工部局档案室抄来的贸易记录基本一致。信件大多是商业往来，她一封一封地看，看到最下面一封的时候，她的手停了。
信封上写着“梁兄亲启”。笔迹和梁仲春家里搜出来的那些信上的笔迹不一样——这封是别人的笔迹，是写给梁仲春的。她把信抽出来，展开。信纸上只有几行字，是丁默村写给梁仲春的，内容是关于一批棉纱的价格，没有提到西药，也没有提到军火。日期是去年夏天的。她把信折好，装回信封里，放进自己的包里。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一个手下跑上来，气喘吁吁的。“汪处长，楼下那个老头说，丁默村平时都是八点半到洋行。现在才七点四十。”
汪曼春看了看手表。七点四十。还有五十分钟。她在丁默村的椅子上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慢慢地抽着。烟雾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升起来，被从窗户缝隙里漏进来的风吹散。她的四个手下分布在办公室的四个角落，各自守着，没有人说话。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七点五十。八点。八点十分。八点二十。
八点二十五分的时候，楼下的铁门响了。有人在用钥匙开门。汪曼春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脚步声上了楼梯，不紧不慢的，皮鞋踩在木制楼梯上发出咚咚的声响。脚步声到了二楼门口，停住了。门是虚掩着的——汪曼春的人撬开门锁之后，门就关不严了。门外的人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沉默了几秒钟，脚步声突然转身往楼下跑。
汪曼春的人冲了出去。楼梯上一阵混乱的脚步声、身体碰撞声、闷哼声，然后是有人被按在墙上的声音。汪曼春走出办公室，站在楼梯口往下看。丁默村被两个人按在一楼的墙上，脸贴着墙壁，一只手被反拧在背后，另一只手还攥着钥匙。他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