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来走到他面前，站住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基层小职员特有的紧张和局促，眼睛不敢直视郑耀先，看着自己手里的食盒。
“郑副主任。陈叔说您找我。”
郑耀先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孙福来，你今天中午要给特高课那边送饭？”
孙福来点头。“是。十一点半送。梁仲春的饭。”
郑耀先说：“送饭的时候，你能跟梁仲春说话吗？”
孙福来的眼神闪了一下，更紧张了。“能……能说一两句。门口有特高课的人看着，不能多说。但把饭盒递进去的时候，可以说一句。”
郑耀先说：“你帮我带一句话给他。”
孙福来的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他的手指在食盒的提手上攥紧了，指节发白。
郑耀先看着他。“你不用怕。这句话不犯法。你只是替他的家人带句话。”
孙福来听到“家人”两个字，紧张稍微松了一点。“什么话？”
郑耀先说：“告诉他，他老婆孩子有人照顾。让他在里面安心。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孙福来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句子不长，他记得住。
“就这些？”
“就这些。”
孙福来点了点头。“我记住了。送饭的时候我告诉他。”
郑耀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递给孙福来。孙福来连忙摆手。“郑副主任，陈叔交代的事，我不能收钱。”
郑耀先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你老婆的。她在乡下带孩子，不容易。寄钱的时候，多寄点。”
孙福来的手停住了。他慢慢地伸出手，接过钞票，塞进夹袄的内袋里。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郑耀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回侧门。侧门在身后关上了。巷子里重新恢复了安静，只剩下孙福来一个人站在青石板上，阳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他站了一会儿，拎着食盒，转身朝巷子另一头走去。
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看了看手表。十点十二分。他把今天要做的事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拿起桌上的文件，开始批阅。一份一份地看，一份一份地签字。手很稳，字迹没有任何变化。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着，从桌角移到文件上，又从文件上移到他的手背上。
十一点四十分的时候，他放下笔。孙福来应该已经把饭送到了。那句话，应该已经递进了梁仲春的耳朵里。
梁仲春会怎么理解那句话？
郑耀先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想象着特高课审讯室里的情景。铁门，铁窗，水泥地面，一盏刺眼的灯。梁仲春坐在一把固定在地上的铁椅子上，面前是一张铁桌子。他的手上没有铐子——特高课对梁仲春的看管不算最严，因为山本一郎判断他不会跑，也跑不掉。孙福来把食盒递进去的时候，门口的特高课警卫会看着。孙福来把食盒放在桌上，打开盖子，把饭菜一样一样拿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会用很低的声音说出那句话。
“你老婆孩子有人照顾。在里面安心。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梁仲春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反应？他不会抬头看孙福来，因为他知道门口有人盯着。他会低着头，像是没有听见一样。但他的脑子里会飞速转动。他老婆孩子有人照顾——这是谁在照顾？为什么要照顾？该说的说——什么是他该说的？汪曼春要他说的是郑耀先。他已经说了。但汪曼春不满足，还在继续审，说明光说郑耀先不够。他还需要说别的。说谁？
梁仲春在审讯室里关了这么多天，他一定在反复地想，自己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他知道很多人的事。76号内部的事，走私生意里接触过的人，替抗日组织输送物资的渠道。这些东西，他以前不敢说，是因为说出来之后自己也会陷得更深。但现在情况变了。外面有人在照顾他的家人，而且把话递进来了。递话的人是谁？不是汪曼春。汪曼春不会让他“该说的说”，汪曼春只会让他“按我说的说”。递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