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火药。是一个卷得很紧的小纸卷。
郑耀先把小纸卷倒出来，展开。纸卷很小，展开之后只有指甲盖大小。上面用极细的笔迹写着一行小字，肉眼几乎看不清。他从抽屉里找出一个放大镜，凑近了看。那行小字是日文。
“郑耀先。重庆军统。代号风筝。”
郑耀先盯着这行字，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然后他把纸卷重新卷好，塞回弹壳里，把弹头旋回去，旋紧。他把这颗子弹单独放在一边，把其他十五颗子弹收回盒子里，放回抽屉。然后把抽屉关上。
他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目光落在那颗子弹上。
有人在今天他离开办公室的这段时间里，进来了。进来的方式不是撬锁——锁孔里的阻力说明来人用的是钥匙，但不是原配的钥匙，可能是后配的，或者是用工具开的锁，开锁的过程中在锁孔里留下了细微的划痕。来人进来之后，动了桌上的文件和茶杯，拉了窗帘——可能是在窗口望风，也可能是在找什么东西。然后来人打开了他放手枪和子弹的抽屉，把这颗藏了纸条的子弹混进了子弹盒里。来人知道他会检查抽屉，也知道他会发现这颗子弹。因为来人也知道，对于一个常年摸枪的人来说，子弹的重量差了两克，不可能掂不出来。
这颗子弹里的纸条，不是给他看的。是给来搜查的人看的。
如果有人来搜查他的办公室，打开抽屉，发现子弹盒里有一颗重量不对的子弹，拆开一看，里面藏着一张写着“郑耀先，重庆军统，代号风筝”的纸条——那他就是长了一百张嘴也说不清。纸条上的字是日文，说明栽赃的人想让日本人看到这张纸条。而在上海，能想到用这种方式栽赃，又有能力实施的人，只有一个。
汪曼春。
郑耀先拿起那颗子弹，放在手心里，慢慢转动着。汪曼春这一手很毒。她不在他的文件里塞纸条，不在他的保险柜里放证据，偏偏选了他的子弹盒。因为子弹盒是他每天都要接触的东西，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东西。如果不是那个不知名的人给他递了那张纸条，他检查抽屉的时候很可能只会看一眼手枪和子弹盒，数一数数量对不对，然后就关上了。他不会把每一颗子弹都掂一遍。等到特高课来搜查的时候，这颗子弹就会成为钉死他的最后一根钉子。
但现在，这颗子弹在他手里了。
他把子弹装进上衣口袋，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走廊里没有人。他走出去，沿着走廊走到大楼后面的院子里。院子里，行动处的几个人还在聊天。看到他出来，几个人立刻收声，站直了。郑耀先走到他们面前，看着其中一个。
“今天上午，谁来过我的办公室？”
那个人愣了一下，摇头。“郑副主任，我一直在院子里，没注意。”
郑耀先看向另一个人。“你呢？”
那个人也摇头。“没看到。”
郑耀先没有继续问。他知道问不出来。来人能进他的办公室，一定挑的是走廊里没有人的时候。而且来人有钥匙——或者有办法打开锁。76号里，有这种本事的人，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行动处的老朱。老朱五十多岁，在巡捕房干过，后来投了76号，会开各种锁，是梁仲春手下的技术骨干。但老朱今天请假了，没来上班。第二个想到的，是汪曼春手下的老金。老金是锁匠出身，打开一扇普通的办公室门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老金。郑耀先在心里把这个名字又念了一遍。上次梁仲春的保险柜就是老金打开的。如果今天进他办公室的人是老金，那说明汪曼春对老金很信任，重要的事都交给他办。但老金是汪曼春的人，为什么会有人给他递纸条，告诉他办公室里被放了东西？递纸条的人是谁？为什么要帮他？
郑耀先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他把那张铅笔写的纸条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字迹潦草，看不出书写习惯。纸条用的是最普通的毛边纸，上海任何一家文具店都能买到。铅笔也是最普通的中华铅笔。没有任何可以追踪的特征。
这个人知道汪曼春要栽赃他，但这个人不是汪曼春的人。如果是汪曼春的人，不会给他递纸条。这个人也不是李士群的人。如果是李士群的人，李士群今天在私宅里就会告诉他。这个人也不是陆汉卿的人。陆汉卿的人不会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太冒险了，不符合陆汉卿的风格。
这个人，来自他完全不知道的一条线。
郑耀先把纸条叠好，塞进桌上一本书的封套夹层里。然后他坐回椅子上，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第一，这颗子弹不能留在76号。必须销毁。但销毁的方式要讲究。不能直接扔进垃圾桶，也不能烧掉——烧子弹会产生烟雾和气味，会引起注意。最好的办法是把子弹拆开，纸条烧掉，火药倒掉，弹壳和弹头分开处理。第二，他需要查清楚，今天上午到过76号的外人有哪些。老金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