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楼把报表放在桌上，坐下来，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他睁开眼睛，对明诚说：“准备车。下午去见松本太郎。”

    

    明诚说：“大哥，你想好了？松本太郎不是好对付的。”

    

    明楼说：“正因为他不好对付，所以才要去。那批粮食如果真的全部从上海调出去，上海的粮价至少要涨一倍。到时候不只是老百姓遭殃，我们的地下组织也会受到牵连。很多同志的掩护身份都是靠小买卖维持的，粮价一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下去了。身份就会暴露。”

    

    明诚明白了。明楼要去见松本太郎，不是为了汪伪政权，而是为了保护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这是明楼一贯的做法——把共产党的利益，藏在汪伪政权的利益里面。他替汪伪政权做事，做的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是在替日本人卖命，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真正在保护的是什么。

    

    明诚去安排车了。明楼坐在办公室里，又看了一遍那份报表。他把上面的数字记在心里，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三声，对方接了。

    

    “我是明楼。请接松本太郎司令的办公室。”

    

    电话那头转接了一会儿，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来。

    

    “我是松本。”

    

    明楼说：“松本司令，我是经济司的明楼。关于您签发的那份物资调配令，我有几个问题想当面向您汇报。您今天下午有时间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松本太郎说：“明顾问，我下午三点有空。你过来吧。”

    

    明楼说：“好的。三点准时到。”

    

    他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松本太郎答应见他，这是个好的开始。但真正的较量，在下午三点才开始。

    

    这时候，明诚推门进来。“大哥，车备好了。下午两点半出发。”

    

    明楼点了点头。他看着窗外，窗帘拉着，看不到外面的天。但他知道，今天的上海，和昨天一样，到处是眼睛。每一双眼睛后面，都可能藏着杀机。他在这样的城市里活了三年，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刃上走路。但他习惯了。不只是习惯，他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走钢丝的感觉。因为只有在这种极限的状态下，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他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打开最下面一层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一把南部十四式手枪，是日本军官配发的那种。他拿起枪，检查了一下，然后又放回去。这把枪他只用过一次，是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在脑子里演练如果身份暴露了该怎么办。演练完之后，他把枪收起来，继续工作。这就是明楼。他把所有的恐惧和犹豫，都锁在了脑子里的一个隔间里。需要的时候打开看一眼，不需要的时候就锁上。从不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