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占地逾百亩的建筑群隐于西山深处，灰墙黛瓦，飞檐斗拱，外表看像是某处不对外开放的国宾馆。
但知情者都知道，这里是大夏真正的权力中枢——最高决策会议专用场所。
此刻是晚间九点十七分。
三号楼二层的大会议室里，灯光亮得刺眼。
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
六十平米的密闭空间，墙壁是深灰色的吸音材质，天花板嵌着整面的透光膜，模拟出黄昏时分最后一线天光。
正中央是一张巨大的椭圆形红木会议桌，桌面打磨得光滑如镜，倒映着头顶那盏十二头的吊灯。
十一个人围坐在桌边。
气氛已经绷到了临界点。
财政部长毕守才的手指还在桌面上敲。
那敲击声很轻，但在死寂的会议室里却格外清晰。他的右手边放着一沓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表，纸面被他的掌心捂得微微发烫。
左手边是半杯没动过的茶，茶水早就凉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撮死去的绿藻。
他的目光落在桌对面那个人身上。
内阁首辅朱为民。
六十二岁的老人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坐姿笔挺，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
那张瘦削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一双眼睛偶尔眨动，证明他还醒着。
他的目光没有焦点，就那么虚虚地望着前方某处，像是在看那堵深灰色的墙，又像是在看更远的东西。
在朱为民左手边，坐着三个穿军装的人。
陆军上将章广平，六十三岁，分管东南战区的军委委员。
他的军装一丝不苟，肩章上的三颗金星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此刻他身体微微前倾，一只手搭在桌面上，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那双眼睛盯着毕守才，瞳孔里有火在烧。
他旁边是海军上将陈镇涛，五十九岁，分管后勤装备。
他的坐姿比章广平放松些，后背靠着椅背，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捏着一支没点的烟。会议室里禁烟，他就那么捏着，拇指一下一下摩挲着烟身。
再旁边是空军中将周维钧，五十六岁，总参作战部部长。他面前摊着一份地图，但目光没落在地图上，而是落在毕守才脸上。那目光很沉，很静，像一潭深水。
他们的对面，坐着三个人。
一个是外交部长郑明远，六十一岁，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眯着，像是在打盹。但他的手指在桌下轻轻敲着自己的膝盖，一下一下，节奏均匀——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
一个是商务部长孙广林，五十八岁，胖，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额头上沁着一层细汗。
他时不时抬手擦一下，擦完又放下，手不知道该放哪，最后搁在桌面上，又觉得不对，缩回去，又抬起来。
第三个是发改委主任周正业，六十岁，瘦，脸色苍白，面前放着一沓更厚的报表。
他低着头，盯着那些数字，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再往左，是两个穿便服的人。
一个是大夏央行行长李光远，五十九岁，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他的面前没有报表，只有一杯茶。他端着那杯茶，一口一口抿着，像是在品什么极品龙井。但那茶已经续了三次水，早没了味道。
另一个是国资委主任赵卫国，六十一岁，秃顶，圆脸，此刻正用一块手帕擦汗。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冷气飕飕的，但他还是在擦汗。擦完额头擦脖子，擦完脖子擦手心，那块手帕已经湿透了。
桌子的最远端，主位上，坐着一个老人。
钟远常。
六十二岁，头发花白，梳得一丝不苟。面容清瘦，颧骨突出，一双眼睛很深，很沉，像两口望不到底的井。他穿着深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他的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个人。
从左到右，从右到左。
很慢。
很沉。
像是用目光在称量每一个人的分量。
会议室里安静了整整三秒。
然后毕守才开口了。
“我再说一遍——”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三周。最多三周。如果皮尔巴拉的铁矿还不复产，鞍钢、首钢、宝武钢，全部得减产。减产百分之三十起。”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重重敲了一下。
“砰。”
那声音在死寂的会议室里炸开，震得孙广林手里的手帕差点掉地上。
毕守才不管，继续说，语速越来越快，像开闸的洪水：
“鞍钢一减产，下游的汽车厂、造船厂、机械厂全部断供。首钢一减产，京畿地区的基建项目全部停摆。宝武钢一减产，整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