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卷着黄叶扫过四合院的青砖地，天气一天冷过一天。灾年进入第二个冬天，粮食越发金贵。黑市上的价格涨得吓人：一斤白面三块，一斤玉米面两块二，一斤全国粮票值八毛——比粮食本身还贵。
许大茂就是在这样的年月里，看到了“机会”。
一、离婚后的日子
许大茂现在是单身。
1960年秋天，秦京茹终于受不了家暴，跟他离了婚。那个女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要，只带走几件换洗衣服，回了乡下。
没女人的日子，反而更自在。
一个人住两间房，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得有钱。许大茂现在不缺钱，缺的是花钱不被人怀疑的理由。
放映员的工作给了他最好的掩护。每个月下乡两三次，每次回来都能“带点土特产”——这是厂里人都知道的。至于带多少，值多少钱，没人细问。
十月中旬，他去京郊红星公社放电影。放的还是老片子《铁道游击队》，但老乡们看得津津有味——灾年里，能看场电影就是奢侈。
放完电影，公社书记拉着许大茂的手：“许师傅，辛苦了。您这一个人过日子不容易，这点心意一定收下。”
递过来一个布口袋，沉甸甸的。许大茂一摸就知道是粮食。
“这……不合适吧？”他假意推辞，手却接得紧。
“有什么不合适？”书记压低声音，“我们公社还有点余粮，您一个人生活，没人帮衬。这点棒子面，应应急。”
许大茂心里一动。一个人生活——这是最好的借口。没人知道他在家吃什么，穿什么，花多少钱。
回到公社招待所，他打开口袋——二十斤棒子面，颗粒饱满，是新粮。按黑市价，值四十多块钱。
他坐在炕沿上，盯着那袋棒子面看了很久。
四十块钱。他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二块五。
二、第一次试探
三天后，许大茂回到四九城。
他没回四合院，直接去了东直门外的一条小巷。那里有个半地下的黑市，他听厂里人说过。
小巷很窄，两边是破败的院墙。几个裹着破棉袄的人蹲在墙根，面前摆着小布袋。没人吆喝，都用眼神交流。
许大茂蹲在一个老头面前，压低声音：“棒子面，什么价？”
老头眼皮都没抬：“两块二，要粮票。”
“全国粮票呢？”
“八毛一斤。”
许大茂心里算账：他从公社拿的棒子面没花钱，如果换成全国粮票，二十斤棒子面能换二十七斤半粮票。一斤粮票八毛，二十七斤半就是二十二块钱。
他一个月的工资。
“换不换？”老头问。
“换。”许大茂把布口袋递过去。
老头打开看了看，抓起一把在手里搓了搓，又闻了闻：“新粮。给你算高点，一斤换一斤四两粮票。”
许大茂心跳加速：“行。”
交易很快完成。老头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沓沓粮票，面值有一斤的、半斤的、二两的。他数出二十八斤粮票递给许大茂——多给了半斤，算是优惠。
许大茂把粮票揣进怀里最里面的口袋，快步离开小巷。
回到四合院时，天已经黑了。中院贾家传来孩子的哭声，大概是棒梗又闹了。前院闫埠贵家亮着灯，窗户上映出三大妈缝补衣服的影子。
许大茂摸摸怀里的粮票，硬硬的，像一块铁板贴在胸口。
二十二块钱。不，是二十八斤全国粮票，值二十二块四毛钱。
他没费什么力气，只是放了一场电影。
三、与李怀德的勾连
许大茂知道这事有风险。倒卖粮食、粮票，抓住了要判刑。但他更知道，现在厂里管这事的是李怀德。
李怀德现在是后勤主任兼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