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脸前缭绕。

    “问吧。”

    “你哥哥，马向国。”李卫星直接说。

    马向东夹烟的手指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烟灰掉在地上。

    他沉默了几秒，才开口，声音有点哑。

    “我哥……死了很多年了。”

    “一九八七年，厂里气体中毒事故。”李卫星说，“他是其中之一。”

    马向东又吸了口烟。

    “对。那年他二十二岁。刚结婚，老婆怀孕三个月。”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事故死了三个，残了两个。我哥是那三个之一。”

    “厂里赔了多少？”

    “一万二。”马向东说，“一九七年的钱，一万二。买断一条命。”

    “你嫂子呢？”

    “拿了钱，把孩子打掉了。改嫁了，去了南方。再没联系。”马向东弹了弹烟灰，“我爸妈受不了打击，没几年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

    “后来你进了厂？”

    “顶替我哥的名额。厂里照顾。”马向东说，“一干就是三十七年。”

    “恨吗？”李卫星问。

    马向东抬起头，看着李卫星。

    他的眼睛浑浊，但很深。

    “恨谁？”他反问，“恨厂？恨设备？还是恨命？”

    “恨当年经手赔偿的人。”

    马向东没说话。

    他抽完了那根烟，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

    “赵援朝。”他说出这个名字，“厂办干事，后来升了车间主任。当年那一万二，是他送到我家的。用报纸包着，一摞摞的，都是十块的大团结。他说，厂里尽力了，让我们节哀。”

    “钱数对吗？”

    马向东笑了。

    笑得很苦。

    “对？我不知道。我爸妈不识字，我那年十七岁，刚上高中。赵援朝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他顿了顿，“直到几年前，我整理老房子，在我爸的遗物里找到一个本子。我爸年轻时在厂里当过临时会计，会记点账。”

    他看向仓库窗外。

    “本子上记着，一九八七年事故，市里和厂里拨下来的抚恤金，总共是八万。三个死者，每人两万。两个伤残的，每人一万。一共八万。”

    “但你们只拿到了一万二。”李卫星说。

    “对。”马向东说，“剩下的六万八，不知道去哪了。我爸在本子最后一页写了三个字：赵援朝。”

    仓库里很安静。

    远处传来装卸货物的撞击声。

    “你去找过赵建国吗？”我问。

    “找过。三年前。”马向东说，“我拿着那个本子，去他办公室。我说，李厂长，这是你父亲当年干的事。我不要钱，我就要一个说法。”

    “他怎么说？”

    “他看了本子，看了很久。然后他跟我说，事情过去太久了，他父亲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他说，厂里现在困难，改制关键期，不能出乱子。他私下给了我五万块钱，让我把本子留下，说这事到此为止。”马向东的声音冷了下来，“我没要钱。我把本子拿回来了。”

    “之后呢？”

    “之后我就没再提。但我儿子病了，脊髓瘤，要手术，要钱。”马向东低下头，“我一个月工资四千二，儿子手术要三十万。我借遍了亲戚，凑了十万。还差二十万。”

    他抬起头，看着我们。

    “上周，赵建国突然找我。他说，他想了想，当年的事是他父亲不对。他愿意补偿。他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二十万现金。他说，条件是，我得把那个本子还给他，而且永远不能再提这件事。”

    “你答应了吗？”

    “我答应了。”马向东说，“我需要钱救我儿子。我把本子给了他。我以为这事就完了。”

    “但赵建国死了。”李卫星说。

    “对，他死了。”马向东说，“昨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