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黄色的带子在晨风里飘荡。

    线外围着一圈大爷大妈，这个时间本该是去买菜或者送孙子上学的，现在却都聚集在这里。

    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背心，手里摇着破旧的蒲扇，眼睛里闪着一种奇异的光。

    不管发生什么事，对这些在日复一日的平淡中熬煮余生的人来说，都是往滚油里滴进的一滴水，刺啦一声，至少能听见个响动。

    我弯腰钻过警戒线，帆布鞋踩在开裂的水泥地上，扬起细小的灰尘。

    空气里有隔夜饭菜馊掉的味道，混着垃圾桶里腐烂水果的甜腻。

    李卫星站在三号楼楼下，背对着我。

    那件万年不变的旧皮夹克在初夏的早晨显得过分厚重，但他好像从来感觉不到温度变化。

    他手指间夹着一根烟，没有点燃，只是无意识地在指缝里转动。

    他的视线像刀子一样在人群里刮过，那些看热闹的居民触到他的目光，都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

    “组长。”我喊了一声。

    李卫星的下巴往楼上扬了扬，动作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三楼，302。

    人没了。”

    “没了？”我皱起眉头。

    这个词在警方的词典里有多重含义，从离家出走到遇害抛尸。

    “字面意思。

    凭空消失。”他的声音干涩，像砂纸摩擦木头。

    我转头看向旁边。

    王铁柱正捧着他的宝贝保温杯，跟几个大妈聊得火热。

    他微胖的身子微微前倾，脸上堆着弥勒佛似的笑容，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亲切。

    “哎哟，孙大姐，您这气色不错啊。

    这几天有没有听见啥动静？”王铁柱的声音温吞吞的，像刚泡开的茶叶慢慢舒展开来。

    那个被称作孙大姐的女人五十多岁，瘦削的脸上嵌着一双过于精明的眼睛。

    她胳膊上戴着红袖箍，即使在这个混乱的清晨也一丝不苟。

    “警察同志，我跟你们说，这事儿邪门。”她压低声音，像是怕被什么听见，“那小伙子，盛凯旋，可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住了三年，平时也不爱说话，见面就点点头。”

    “咋发现没的？”王铁柱拧开保温杯盖，吹了吹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