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费力地把胳膊从薄毯里抽出来，肌肉因为连续四十八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而发出酸涩的抗议。
窗外的雨下得正狂，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春雨，而是夏季特有的、倾盆而下的暴雨，哗哗地冲刷着玻璃窗，形成一道几乎不间断的水幕，偶尔夹杂着几颗力度惊人的雨点，砸在玻璃上砰砰作响，那动静真像是有什么顽童在楼下拿着石子漫无目的地乱丢。
值班室里光线昏暗，只有墙角那盏为了不刺眼而蒙了层报纸的台灯还亮着，在满地随意堆放的文件箱和折叠椅上投下片片扭曲的阴影。
空气里漂浮着隔夜泡面的咸味，还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属于旧楼房的潮湿霉味。
我摸到在床头充电的手机，屏幕亮起的光刺得我眯起了眼睛。
荧光数字显示着：凌晨三点十四分。
一个绝不属于好消息的时间点。
屏幕上跳动的是指挥中心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这种时候来的电话，永远不会是问你睡了没有。
拇指划过接听键，我把冰凉的手机贴到耳边。
喉咙干得发紧，发出的声音带着刚被强行从睡梦中拽醒的沙哑。
“我是徐坤。”
电话那头的声音语速极快，背景音里还能听到隐约的键盘敲击声和无线电通讯的杂音，像一根绷紧的弦，直接透过听筒传递过来：“滨海大学，东区，生物工程实验楼，四楼，爆炸。”每个词都像锤子一样敲在耳膜上。
“一人死亡，身份初步确认为该楼工作人员。
分局的人已经先期到达并封锁了现场，周局点名让六组过去接手。”
“收到。”我吐出两个字的同时，身体已经自动进入了工作状态，所有的困倦被强行压下。
电话挂断的忙音响起。
我坐起身，粗糙的掌心用力搓了搓脸颊，试图让混沌的大脑尽快清醒。
皮肤摩擦带来的微弱痛感，算是一种另类的提神。
隔壁床传来窸窣的响动。
李卫星已经坐起来了，背对着我，正伸手去拿搭在椅背上的那件旧皮夹克。
他的动作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利落得仿佛他不是刚从深度睡眠中被惊醒，而只是闭目养神了片刻，就等着这一刻的召唤。
这就是李卫星，我们六组的组长。
一个就算你半夜三点把他从最沉的梦里叫醒，命令他立刻去抓一个穷凶极恶的悍匪，他那双眼睛也能在瞬间清醒得像刚灌下两杯双份意式浓缩，锐利得能穿透任何迷雾。
“出活了？”他问，声音平稳，听不出半点刚醒的黏腻。
皮夹克的拉链发出轻微的“嘶啦”声，被他一把拉到顶。
“滨大。”我站起身，弯腰从地上捞起我那件同样不怎么新的外套，一股脑套在身上。
“死了一个教授，初步说法是实验室爆炸。”
李卫星扣皮夹克扣子的手几不可察地停顿了半秒，眼神瞬间冷了下去，像结了层薄冰。
“爆炸？”他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审视。
“嗯，指挥中心是这么说的。”
他侧过头，看了一眼窗外被暴雨笼罩的、漆黑一片的夜空，雨水在玻璃上疯狂地蜿蜒流淌。
“这种天气，这种时间，”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有点意思。”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值班室，老旧木地板在脚下发出轻微的呻吟。
走廊里的灯光更暗，长长的通道尽头隐没在黑暗里。
刚走到楼梯口，就差点和一个人影撞个满怀。
是凌云。
她浑身湿透，短发紧贴在额头和脸颊上，还在不断地往下滴水，在地上积起一小滩水渍。
手里拎着的摩托车头盔也在滴答着水珠。
她显然是接到消息后，顶着暴雨一路飞驰赶回来的。
“我去开车！”凌云语速飞快，把那个湿漉漉的头盔往旁边桌子上一扔，发出“哐当”一声响，人已经转身，几步就冲下了楼梯，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
二十分钟后，我们的警车刺破了雨幕，停在滨海大学那栋被警戒线层层包围的实验楼前。
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比我们出发时更大了些。
密集的雨点砸在车顶上，发出沉闷而持续的砰砰声，像是无数面小鼓在同时敲击。
车窗外的世界一片模糊，路灯的光晕在雨水中化开，变成一团团昏黄迷离的光雾。
警戒线拉得很长，荧光黄的带子在风雨中不住地飘摇，隔绝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区域。
几个穿着制服的民警穿着深蓝色的雨衣，像钉子一样守在警戒线周围，帽檐下淌着水，表情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