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个时候，晾衣架会因为碰到下限位而自动停止，或者她可能已经无法发出上升指令。
但没关系，关键步骤已经完成。”
“然后，是最精妙的部分……”邓光荣的眼中，竟然闪过一丝近乎痴迷的光芒，那是属于研究者看到自己设计的完美运行时的光彩，“那个小瓶子，在鱼线拉力消失后（因为晾衣架停止或者她死亡无法操作），会因为底部配重的设计，自动回摆，重新恢复直立状态。
看起来，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而那条鱼线……”
他顿了顿，“我在鱼线中间，靠近阳台门外侧的位置，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结’。
那个结，是用一种遇水（比如夜里的潮气或者之前的雨水）或者在一定时间后，会自动溶解的特殊材料（我实验室的一种副产品）处理的。
时间一到，或者湿度达到，那个结会溶解、断开……”
“于是，阳台外面的那部分鱼线，会因为之前被拉伸积蓄的弹性，迅速回弹，被收回阳台内部，甚至可能卷曲在某个角落。
而室内连接到瓶子的那部分极短的鱼线，会因为瓶子恢复直立而松脱，落在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同样因为弹性而缩回……”
“这样，整个机关的主要部分，就自动消失了。
现场只会留下一个服毒自杀的老人，一个反锁的房间，以及……或许，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容易被忽略的痕迹，比如……卡在门缝轨道里的一小截鱼线断头……”
听完他这番冷静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我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
这不仅仅是一场谋杀，更像是一次冷酷的、精确的物理实验。
他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了实验中的一个变量，用公式和物理定律，计算并剥夺了她的生命。
“你就不怕出现意外？不怕误伤？或者时机把握不准？”我忍不住问。
“我观察了她整整半年。”邓光荣淡淡地说，语气里没有任何情绪，仿佛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她的生活规律得像原子钟。
至于误伤……任何实验都有误差，但我的计算，将误差降到了最低。
为了我毕生的名誉和事业，这点风险，值得。”
这个人，已经彻底被他的学术骄傲和现实利益异化了。
在他的世界里，道德、法律、人命的重量，似乎都可以用公式来计算和权衡。
一周后，案件基本侦查终结，准备移送检察机关。
一个灰蒙蒙的下午，我和李卫星驱车来到了位于市郊的滨海市精神病医院。
医院的主楼是几十年前建的苏式风格，高大而陈旧，墙皮有些剥落，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块。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几个穿着条纹病号服的人在护士的陪同下，慢吞吞地散步，眼神空洞。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新修剪过的青草混合的、有些怪异的气味。
我们在一条长长的、光线昏暗的走廊里行走，两侧是一间间装着铁栅栏门的病房。
我们的脚步在光洁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空旷的回响。
偶尔有压抑的哭声或者莫名的叫喊从某个房间里传来，旋即又陷入死寂。
在走廊尽头的一间隔离病房前，我们停下了脚步。
透过门上的小窗，可以看到里面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头发又长又乱，胡子拉碴。
他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背对着我们，正用一截白色的粉笔，在地上专注地画着什么。
地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的符号和公式，像一片疯狂生长的、无人能懂的白色丛林。
那是程子墨。
当年那个被邓光荣霸占了研究成果，据说因此受到巨大刺激而精神崩溃的天才学生。
李卫星让值班护士打开了病房门。
铁门发出“吱呀”的、令人牙酸的摩擦声。
我们走了进去。
病房里只有一张固定在水泥地上的铁床，一张小桌子，别无他物。
空气中飘散着粉笔灰和一种难以形容的、属于封闭空间的气味。
程子墨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我们的进入，依旧沉浸在他的世界里。
他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声音含糊而快速，听不清内容。
地上的公式更加清晰了，全是各种积分符号、微分方程、矩阵和希伯来字母，结构复杂得让人眼花缭乱。
“程子墨。”李卫星站在他身后不远处，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男人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画笔停了下来。
但他没有立刻回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