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氛凝重而隐含期待。南下小组带回了大量新的线索和推断，但缺乏一锤定音的证据。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技术实验室。
温晚的实验室里，灯光彻夜未熄。她和助手们对那组从李建衣物上提取到的、极其微弱的混合DNA分型，进行了无数次优化、扩增、测序和比对。这是一场与时间降解和微量样本的极限博弈。
“陆队，”温晚的声音通过内部电话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们……我们获得了相对完整的、属于另一男性的Y-STR分型。”
Y-STR是父系遗传的DNA标记，比对范围更广，特别适用于陈旧、微量或混合样本。
“比对结果呢？”陆景行握着话筒的手微微收紧。
“在数据库里没有直接比中。”温晚说，“但是，我们将其与从王德发母亲王桂香老家亲属那里得到的Y-STR分型进行了比对。”
她停顿了一下，清晰地说道：“吻合。这个在95年案发现场遗留的、极其微弱的男性DNA分型，与王德发母系家族父系遗传的Y-STR分型一致。这意味着，现场遗留的这组陌生DNA，极大概率来自王德发本人，或者他父系家族的男性近亲。考虑到案件情况，王德发的可能性最大。”
办公室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压抑的激动。三十一年了！第一次，有了能将王德发与案发现场直接联系起来的科学证据！尽管Y-STR不能像常染色体DNA那样做到个体唯一认定，但在结合其他强有力证据链的情况下，这是极具分量的突破！
“好！太好了！”陆景行用力按了按眉心，连续多日紧绷的神经稍稍松弛，但随即又绷紧，“继续努力，看能否从其他可能残留生物检材的物证上，获取更直接的个体DNA证据。同时，这份Y-STR证据，立刻整理成正式鉴定报告。”
“明白。”
几乎是同时，苏见青的痕检实验室也传来了好消息。
“陆队，对当年现场石子上的花粉鉴定结果出来了。”苏见青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冷静，但语速稍快，“花粉种类鉴定为：蒿属（艾草一类）、藜科（灰灰菜等）和少量松树花粉的组合。这种花粉组合，非常典型于北方地区，特别是我们本地丘陵地带的晚秋植被特征。与案发时间（11月）相符。而供销社室内环境本身，以及当时市区的常见植被，并不产生这种组合和浓度的花粉。”
“你的意思是？”
“这些花粉，很可能是附着在凶手鞋底或裤脚上，从外面带入现场的。”苏见青解释道，“我调取了1995年红卫村及周边区域的旧地形图和植被调查资料（不全）。红卫村后面那片荒坡和通往老河道的土路两侧，当时正是蒿草、藜科植物和零星松树生长的区域。特别是案发前一天和当天都下了雨，泥土湿润，容易沾附花粉。”
这个发现，将凶手的来路，明确指向了红卫村方向！与之前陈默推断的“凶手可能从荒坡接近或离开”以及赵大勇走访得知的“王德发是红卫村人”的线索，完美吻合！
“还有，”苏见青补充，“我对现场鞋印里提取到的那些微量纤维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确认是一种粗纺的、深蓝色的棉混纺布纤维，经纬密度较高，耐磨。这种布料在九十年代常用于劳保手套、工装袖套或者简易鞋垫。我在本市旧货市场和档案馆找到的同期劳保用品样本中，发现了极其相似的材质。结合福省方面了解的，王德发在修船厂工作可能接触类似物品，以及可能有垫鞋习惯的信息，这又是一个间接的印证点。”
DNA证据指向王德发家族，花粉证据指向红卫村方向，纤维特征与其可能的职业习惯吻合。证据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闭合！
陆景行立刻召集全体成员开会。
白板上，线索图已经密密麻麻。此刻，在“王德发”这个名字周围，画上了几个鲜红的箭头和惊叹号。
“现在，我们有了强有力的科学证据，将王德发与95年案发现场紧密关联。”陆景行声音沉稳有力，“Y-STR证据虽然不能百分百个体认定，但结合所有其他线索，其证明力已经非常强。花粉证据直接指向他的来源地。纤维特征与其经历习惯吻合。他在案发后举家离乡、多年流窜、使用化名、行为异常，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完整的行为逻辑链。”
“接下来，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找到王德发本人！”陆景行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只有找到他，才能最终确认罪行，查明全部案情，给所有受害者一个彻底的交代。”
他布置任务：
“林小星，以王德发、王德、已知的银行账户、手机号（已停机）、福省多地活动轨迹为基础，进行深度数据挖掘。查他可能使用的其他化名、可能的社会关系（尤其在岩市之后的时间）、可能的出行记录（火车、汽车，虽然年代久远）、可能的社保或医疗记录（如果他用真实身份或可关联的化名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