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很少有这样连绵的冷雨，像是把积蓄了整个冬天的寒意都化作了水，一层层泼下来。刑侦支队的窗户玻璃上，雨水蜿蜒出无数条扭曲的轨迹，将窗外的霓虹灯模糊成晕染的光斑。
攻坚大队办公室里灯火通明，空气里弥漫着咖啡、泡面和纸张混合的气味。所有人都没走。
白板已经被写满了。时间线从1996年延伸到1998年，又从1998年延伸到今天。张建国的照片贴在中央，旁边是周晓芸的笑脸，再旁边是熔炉爆炸、铜块失窃、日记、录音、被剪脸的照片、带“湾”字的地址……
线索很多，但最关键的那一条——张建国本人——依旧悬在迷雾里。
林小星已经连续工作了七十二小时，眼睛红得像兔子，手指在键盘上敲出残影。他把张建军的社会关系翻了个底朝天，发现这个人在2005年之后彻底消失了——没有银行记录，没有住宿记录，没有医疗记录，连手机号都在2006年停用。
“要么死了，要么漂白了身份。”林小星哑着嗓子说，“但以他的能力，很难做到完全消失。除非……”
“除非有人帮他。”陆景行接话。
“或者，他根本不是消失了，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苏见青盯着白板上张建国的照片，“比如，隐姓埋名，在某个小地方苟且偷生。”
赵大勇刚从一个老线人那里回来，浑身湿透，头发滴着水：“我问了一圈，有人说2003年左右，在南郊的城乡结合部见过一个很像张建国的人，在工地打零工。但那人左脸有一大块烫伤疤痕，所以不确定是不是他。”
“烫伤？”温晚抬起头，“张建国有烫伤史吗？”
“他妻子李秀英的医疗记录显示，1995年张建国曾因工伤导致左手臂二级烫伤，但脸上没有。”温晚迅速翻看资料，“不过，如果是1998年之后的新伤，我们就没有记录了。”
陈默泡了两杯浓茶，一杯递给陆景行，一杯自己捧着。茶水很烫，蒸汽氤氲了他满是皱纹的脸：“景行，你还记得1998年春天的雨吗？”
陆景行愣了一下：“记得。那年春天雨水特别多，好多案子都因为现场被破坏而查不下去。”
“张建国失踪那天，也是下雨。”陈默慢慢说，“1998年3月17日，北城大雨。长途汽车站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买了一张去郑州的车票，但检票口没有他上车的记录。”
“你是说，他可能根本没离开北城？”
“有可能。”陈默喝了一口茶，“一个仓促逃跑的人，买张车票制造假象，然后藏在本地，等风头过了再走。这样反而更安全。”
陆景行陷入沉思。如果张建国藏在北城，这二十八年，他靠什么生活？在哪里藏身？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留下？
除非……他死了。死在1998年，死在某个无人知晓的角落。
“林小星，查一下1998年3月之后，北城及周边区县的无名尸记录，男性，30-35岁，身高一米七左右，左脸可能有烫伤疤痕。”
“已经在查了。”林小星说，“但那个年代的记录很不完整，很多无名尸根本没人报案，或者报案了也没录入系统。”
“尽力查。”
窗外雨声渐大，敲打着玻璃。夏柠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七点。她起身去楼下买了几份盒饭，分发给大家。
“先吃饭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她把盒饭放在每个人面前。
陆景行没什么胃口，扒了两口就放下筷子。他走到窗前，看着雨夜中的城市。路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晕，车辆驶过，溅起一片水花。
二十八年。足够一个城市翻天覆地，也足够一个人彻底消失。
但有些东西，是时间抹不掉的。
比如骨头上的伤痕，比如磁带里的哭泣，比如日记本上那句“我不是故意的”。
晚上9:10 一个意外的电话
夏柠的手机响了，是物证鉴定中心打来的。
“夏警官，你们送检的那个铁皮箱，我们在箱盖内侧的夹层里发现了一样东西。”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兴奋，“是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塞在缝隙里，之前没注意到。”
“是什么？”
“像是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有标注。”
半小时后，那张纸被送到了攻坚大队办公室。纸已经泛黄变脆，小心翼翼地摊开后，上面用蓝色圆珠笔画着简略的路线图：
一条弯曲的线代表河流，旁边标注“老运河”；一个方块代表建筑，标注“红星厂”；一个三角形代表山，标注“北山”；还有一个圆圈，旁边写着个字——“坟”。
路线从红星厂出发，沿着老运河向北，绕过北山，终点是那个“坟”。
“坟？”赵大勇皱眉，“这是什么意思？张建国把赃物埋在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