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景行拉开铁皮柜最底层抽屉时，一股陈年纸张混合着铁锈的味道扑面而来。

    1998年的卷宗用麻绳捆着，牛皮纸封面已经泛黄发脆。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磨破封面的“棉纺厂女工分尸案”七个毛笔字映入眼帘。手指拂过卷宗边缘，一道细微的划痕——二十多年前的物证照片袋曾经无数次被翻看留下的印记。

    办公室外，重案积案攻坚大队的灯亮着。晚上十一点，市局的喧嚣已经褪去，只剩下走廊尽头这间办公室里的六个人。

    “头儿，又看那个案子？”苏见青端着咖啡走进来，无菌手套还戴着半边，显然刚从物证室出来。

    陆景行没抬头，只是将卷宗在宽大的办公桌上摊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首先滑出：1998年7月12日清晨五点，护城河第三堤坝，编织袋半沉在水中，露出惨白的人体组织。

    “温法医的新报告出来了。”苏见青将平板电脑推过去，“对当年保存的骨骼样本重新做了DNA提取，比中了前年因盗窃被抓的刘建国，Y-STR显示是近亲。”

    陆景行手指一颤。二十年了。

    “叫大家过来。”

    五分钟后，攻坚队全体成员围在会议室长桌前。陆景行将卷宗复印件发到每个人手中，投影上显示出当年的现场照片、尸检记录、走访笔录。

    “1998年7月11日，第三棉纺厂夜班女工李秀娟，22岁，下夜班后失踪。7月12日至15日，在护城河不同河段陆续发现七个编织袋，内装尸块。尸块切割面整齐，凶手具备一定解剖知识。当年因指纹库空白、监控缺失、目击者为零，案件悬置至今。”

    林小星盯着照片，手指在平板上快速滑动：“当年的编织袋，是市棉纺厂内部劳保用品，印有‘安全生产’字样。这个物证指向内部人员。”

    “不止。”苏见青戴上眼镜，指着现场勘查图的细节，“抛尸地点沿护城河呈弧线分布，最近的距棉纺厂1.2公里，最远的4公里。凶手至少需要自行车或三轮车运输。尸块分别用黑色、蓝色、红色三种颜色的编织袋包装——这是随意拿取的，说明凶手手边有大量此类编织袋。”

    陈默推了推老花镜，从自己带来的木盒里取出一沓手写笔记：“我查了当年所有棉纺厂职工档案。1998年第三棉纺厂在岗职工1247人，男职工803人，女职工444人。符合‘具备解剖知识’条件的有厂医2人，屠宰场转岗职工1人，退役军人3人——其中2人在部队做过卫生员。”

    “刘福生呢？”陆景行问。

    “刘福生，1970年生，1998年时28岁，第三棉纺厂锅炉房临时工，初中文化，未婚。父亲早逝，母亲在厂区菜市场卖菜。当年排查时，他有不在场证明——同宿舍三名工友证明他当晚在宿舍睡觉。”

    “假的。”赵大勇吐出一口烟，“我看了走访记录，那三个工友的证词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不差。典型的串供。”

    温晚轻声开口：“我重新检验了骨骼切面。切割工具是普通家用砍骨刀，但下刀角度专业——第一刀在关节处，第二刀才切断骨骼。凶手对人体结构很熟悉，但并非专业医生，应该是自学或短期培训过。”

    “自学解剖……”陆景行喃喃道，目光落在卷宗里李秀娟的登记照上。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姑娘，对着镜头羞涩地笑。照片右下角有褪色的钢笔记号：1976-1998。

    “从明天开始，重启此案。苏见青带勘查组复查所有物证；陈默整理当年所有相关人员现状；林小星查刘福生及其近亲属所有电子数据；赵大勇重新走访当年的工友和家属；温晚准备二次尸检；夏柠协调手续，申请对刘福生及其亲属的DNA强制采集。”

    “是！”

    散会后，陆景行独自留在会议室。窗外的雨开始下了，淅淅沥沥敲打着玻璃。他点燃一支烟，烟雾在灯光下盘旋上升，像那些未解的谜题，缠绕了二十年。

    铁皮柜里，还有三十二本这样的卷宗。

    每一本，都是一个没能闭上眼睛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