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楼，302。”周文斌用钥匙开门，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什么。
门开了，一股陈旧的樟脑丸和中药味扑面而来。客厅很小，收拾得很干净，但家具都是老式的，一台小电视机开着，正播放着戏曲节目，声音开得很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背对着门，正打瞌睡。
“妈，我回来了。”周文斌轻声说。
老太太没反应，似乎睡着了。周文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领着陆景行和陈默穿过客厅，走进里屋，又打开一扇小门，露出一道向上的木楼梯。
“阁楼，小心点头。”周文斌压低声音，率先爬上去。
阁楼很矮，陆景行要弯着腰才能进去。空间不大，堆满了旧家具、纸箱、杂物，积着厚厚的灰尘。一盏昏黄的灯泡照亮不大的空间，灰尘在光线下飞舞。
“我父亲的遗物都在这儿，这些年我一直没动，怕母亲伤心。”周文斌搬开几个箱子，露出一个老旧的木箱，上面挂着锁，但锁已经锈蚀了。
陆景行示意陈默在外面守着，自己和周文斌一起打开木箱。箱子里是整整齐齐的旧病历、手写处方、医学杂志，还有几本相册。
周文斌翻开最上面的病历本，是手写的患者记录，字迹工整清晰。陆景行凑过去看，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和病情。
“这是我父亲从医三十年的部分病历，他都留着，说每个患者都是一条命，他不敢忘。”周文斌轻声说，手指抚过那些字迹。
“找王小花的病历。”陆景行提醒。
周文斌点头，在箱子里翻找。灰尘扬起，在灯光下旋转。他找得很仔细，一份一份地看，终于在最底层，找到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上面用钢笔写着“王小花，2003.6”。
“就是这个。”周文斌小心翼翼抽出里面的文件。
病历、化验单、X光片、死亡通知书、还有几份手写的病程记录。陆景行一页页翻看，陈默也凑过来，用放大镜仔细辨认。
“入院时体温39.8℃，白细胞两万，胸片显示右下肺大片阴影……”陈默边看边念，“标准的重症肺炎，但用药记录……用了青霉素、头孢曲松、阿奇霉素，都是强效抗生素，按理说应该有效。”
“但病情还是恶化了。”陆景行翻到最后一页死亡记录，“死亡原因：急性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签字医生：周文斌（父亲）。”
“病程记录里，有一天很奇怪。”陈默指着其中一页，“6月13日，也就是入院第二天，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困难，血氧下降，但用了呼吸机后好转。可这里写着：‘患者家属情绪激动，拒绝部分检查，要求转院，经沟通后暂缓。’”
“家属？王建国？”
“应该是。当时王小花十六岁，监护人是她哥哥王建国。”周文斌指着另一张纸，“这是王建国签字的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拒绝气管切开，拒绝进一步检查，要求保守治疗。’”
“拒绝气管切开？”陆景行皱眉。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气管切开是常规抢救手段。
“王建国当时情绪很不稳定，认为医院在害他妹妹，拒绝一切有创操作。我父亲反复沟通，甚至请了医务科、院领导，但他就是不同意。最后拖到呼吸衰竭，来不及了。”周文斌叹气，“我父亲一直很自责，说如果当时强行气管切开，也许能救活。但患者家属不同意，医生也不能硬来。”
“所以，王小花是死在她哥哥的固执和偏激下，你父亲只是背了黑锅？”陈默问。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医生处置符合规范，但医患沟通不足，未能有效安抚家属情绪，导致延误治疗。最后给了个‘次要责任’，但家属不依不饶，闹到媒体，医院为了平息舆论，把我父亲开除了。”周文斌的声音带着苦涩，“他一生正直，最后落得这个下场，五年后就抑郁而终。”
陆景行沉默地翻看着那些泛黄的纸张。二十年前的悲剧，因为沟通不畅、家属偏激，毁了两个家庭。王建国成了杀人犯，周文斌的父亲丢了工作、郁郁而终，而现在，悲剧还在延续。
“你父亲去世后，王建国那边还有人来闹过吗？”陈默问。
“没有。王建国枪毙后，他父母早亡，家里没别人了。王小花下葬后，就再没人来过。”周文斌顿了顿，“但我父亲去世前，有段时间神神叨叨的，说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家里也收到过恐吓信。”
“恐吓信？什么样的？”
“就是打印的字，说‘血债血偿’，‘你逃不掉’，和我收到的那封很像。”周文斌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对比着记忆，“但我父亲收到的信，署名是‘小花’，不是‘王’。”
陆景行和陈默对视一眼。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