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同意：“可以，但小组成员名单要报给我和戴组长。”

    

    “明白。”

    

    回到办公室，余则成开始挑选小组成员。他选了四个人：分析科的李维民，因为需要他的分析能力；电讯组的刘志远，因为需要他的技术能力；行动科的赵天明，因为需要他的行动能力；还有机要室的周文静，因为需要档案支持。

    

    这个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李维民和刘志远是技术型人才，相对单纯；赵天明是行动派，对政治不太敏感；周文静是女性，心思细腻，而且掌管档案，有利用价值。

    

    下午，余则成将四人召集到小会议室，宣布了成立特别小组的决定。

    

    “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司徒雷先生合作，追查日本残留特务‘樱花’。”余则成说，“所有行动高度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包括站里其他同事。”

    

    四人纷纷表示明白。

    

    余则成开始分配任务：“李科长，你负责分析司徒雷提供的情报，筛选有价值的信息；刘组长，你负责监听‘樱花’可能使用的通讯频率；赵科长，你负责外勤调查和跟踪；周主任，你负责提供档案支持。”

    

    “是。”

    

    “另外，”余则成补充道，“小组每天下午五点开例会，汇报进展。所有文件只在小范围内传阅，用后立即归档。”

    

    布置完任务，余则成让四人先去准备，自己留在会议室思考。这个小组成立后，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接触“深海计划”的相关情报，同时也能观察这四个人中是否有“影子”。

    

    第二天，司徒雷来到保密局，与特别小组开了第一次会议。

    

    司徒雷带来了厚厚一叠资料，全是关于山口惠子的情报：她的照片、履历、生活习惯、可能藏身的地点等。

    

    “山口惠子，28岁，东京人，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家庭主妇。”司徒雷介绍，“她16岁加入特高课，因为语言天赋被派到中国。战争期间，她在重庆活动，代号‘樱花’。日本投降后，她被军统逮捕，后来转投国民党。”

    

    余则成看着照片上的女人，清秀的面容，眼神却锐利如刀。

    

    “她为什么转投国民党？”

    

    “这个不清楚。”司徒雷说，“据说是吴敬中审讯的她，具体交易内容只有他们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交出所有东西，特别是那份潜伏名单。”

    

    “名单里有什么？”

    

    “日本在西南地区潜伏的47名特务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掩护身份、联络方式等。”司徒雷说，“如果这份名单落到共产党手里，整个潜伏网络就会被摧毁。”

    

    余则成心中一震，47名特务，这可不是小数目。

    

    “山口惠子现在在哪里？”

    

    “我们最后一次确定她的位置是在重庆，一个月前。”司徒雷说，“但最近有情报显示，她可能来了成都。因为成都有她以前建立的联络点，而且袍哥会里有人见过她。”

    

    余则成看向赵天明：“赵科长，你带人去司徒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看看，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是。”

    

    会议结束后，余则成将司徒雷送到门口。司徒雷突然说：“余处长，我听说你在天津的时候，破获过不少日本特务的案子。”

    

    “略有建树。”

    

    “那你知道‘深海计划’吗？”

    

    余则成心中警惕，但面上不动声色：“听说过，但不了解详情。”

    

    司徒雷笑了笑：“没关系，以后合作多了，你会了解的。这个计划很重要，关系到战后亚洲的格局。”

    

    “我会尽力配合。”

    

    送走司徒雷，余则成回到办公室。司徒雷主动提到“深海计划”，是一种试探，还是一种暗示？无论哪种，都说明他已经开始关注余则成这个人了。

    

    下午，余则成去了电讯组。刘志远正在监听7.325兆赫的频率，见到余则成，摇头说：“一直没有信号。”

    

    “继续监听，不要放松。”

    

    “是。”

    

    余则成站在监测设备前，看着那些跳动的指针。突然，一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