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太短了吧？”有人质疑。
“时间不等人。”凌天摇头，“日军正在华北推进，前线急需部队。我们必须尽快形成战斗力。”
他接着说装备问题：“现在全军团有步枪一万两千支，其中能用的不到八千；轻机枪一百二十挺，重机枪三十挺；迫击炮二十门，山炮四门。弹药更缺，平均每支枪不到三十发子弹。”
这些数字让所有人都皱起眉头。这怎么打仗？
“向上级申请了吗？”二师长王问。
“申请了，但大家都缺。”程子华说，“陕甘宁边区本身就很困难，兵工厂只能复装子弹，一天也就几百发。”
凌天敲敲桌子：“等靠要是不行的，咱们得自己想办法。”
他提出几个方案：第一，派人到黄河东岸的国统区，用银元购买武器弹药——虽然贵，但能救急；第二，组织小部队袭击日伪军的运输队，“借”点装备；第三，自己动手，建立修械所，修复损坏的枪支。
“还有，”他补充道，“让各部队把打土豪时收缴的金银首饰都交上来，统一换成钱买装备。”
这个决定引起了一些议论。那些金银很多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有些老战士还留着当纪念。
“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凌天道，“但是，是纪念重要，还是打鬼子重要？把鬼子打跑了，咱们什么样的纪念品不能有？”
散会后，凌天把后勤处长留下：“老李，买装备的事，你亲自去办。记住，要隐蔽，不能让国民党抓住把柄。”
“明白。”李处长点头，“旅长，咱们现在能凑出多少钱？”
凌天算了算：“大概三万大洋。你拿两万去，尽量多买机枪和子弹。”
“是！”
接下来的几天，部队像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
教导大队成立了，五百名老兵对新兵展开强化训练。从早晨五点起床，到晚上九点熄灯，除了吃饭，全部时间都用来训练：队列、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
训练场上，喊杀声震天。新兵们练得手掌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成茧，没人叫苦。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多流汗，战场上才能少流血。
铁柱训练格外刻苦。一次投弹训练，要求把手榴弹投出三十米远。他膀子都抡肿了，还是差几米。晚上熄灯后，他偷偷跑到打谷场，借着月光继续练。
“谁？”哨兵发现了他。
“是我，刘铁柱。”
哨兵走过来，看见铁柱光着膀子，一遍遍练习投弹动作，没有手榴弹，就扔石头。
“不要命了？明天再练！”
铁柱抹了把汗：“班长，我爹送我当兵时说，咱老刘家没出过孬种。我要是练不好，没脸见他。”
哨兵沉默了，拍拍他的肩：“练吧，注意别受伤。”
修械所也建起来了。在刘家沟后山一个山洞里，十几个从部队里找出来的铁匠、木匠，加上几个懂点机械的战士，组成了最初的修械班。
工具简陋得可怜：几把铁锤，几把锉刀，一个破风箱，还有从老乡家借来的火炉。
但就是这样的条件，他们第一天就修好了五支步枪。
老师傅姓张，以前在汉阳兵工厂干过。他拿着一支修好的枪给凌天看：“旅长，您看，这枪膛线都快磨平了，我给重新拉了膛线，虽然比不上新的，但一百米内打准没问题。”
凌天试了试，扳机有点硬，但能用。
“张师傅，辛苦了。一天能修多少？”
“现在人手少，工具也差，一天最多十支。要是能弄台车床来，一天修三五十支没问题。”
车床？在这陕北山区，上哪找车床？
凌天下定决心：“我想办法。”
几天后，李处长从黄河东岸回来了，带回来好消息和坏消息。
好消息是：买到了二十挺捷克式轻机枪，五万发子弹，还有一批药品。
坏消息是：价格涨了，原来一挺机枪三百大洋，现在要五百。两万大洋花得精光。
“国民党那帮奸商，知道咱们急用，坐地起价！”李处长气得直骂。
凌天倒很平静：“能买到就不错了。药品呢？”
“盘尼西林、磺胺都买了一些，但量不大。”
“先给医院送去。”
装备的事刚有点眉目，干部调配的问题又冒出来了。
按照改编方案，独立旅下辖六个团，需要六个团长，十八个营长，还有一大堆连排干部。老兵调走六千，意味着很多干部也要走。
谁走谁留？这是个难题。
晚上，凌天窑洞里的灯亮到深夜。他和徐海东、程子华一起研究干部名单。
“一团长，我建议让黑山豹当。”徐海东说，“他是老骑兵，打仗勇猛，西征时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