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王士珍以 “身体不适” 为由，返回了中枢安排的驿馆。刚进门，潜伏在长沙的清特小组成员便从后门进来，递上一张纸条：“王大人，已联络上湘军元老陈渠珍师长，他愿今晚在城外岳麓山的爱晚亭相见，有重要情报相告。”
陈渠珍是湘军的老资格，曾担任湘西镇守使，因不满赵恒惕独断专行、排挤异己，被明升暗降为参议，手中无实权，一直心怀怨恨。王士珍出发前，中枢便已通过情报站联络上他，承诺若提供赵恒惕的违规证据，将恢复其职务，还他兵权。
夜幕降临，长沙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王士珍换上夜行衣，避开驿馆外的监视哨，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来到岳麓山。爱晚亭内点着一盏油灯，一位面容苍老、身着便服的将领正坐在石凳上等候，正是陈渠珍。
“王大人，” 陈渠珍见他进来，连忙起身行礼，声音带着一丝激动，“赵恒惕在湖南搞独裁统治，排除异己，克扣军饷，还偷偷扩军，中枢再不管，湖南就要彻底脱离掌控了！”
“陈师长请讲，” 王士珍坐下，开门见山，“我此次前来，便是为了查清赵恒惕的违规行为，还请师长提供确凿证据，中枢定会为你做主。”
陈渠珍从怀中掏出一个油布包裹，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本小册子和一张地图。“这是湘军的真实花名册，” 陈渠珍指着小册子说，“赵恒惕对外宣称湘军只有两个师，兵力三万余人，实则偷偷扩编了一个独立师和三个独立团，总兵力达到五万余人，超编近两万人。这些新增士兵大多是招募的土匪和流民，经过三个月训练，已具备战斗力，驻扎在湘鄂边境和长沙城外。”
王士珍接过花名册，借着油灯的光翻看，上面详细记录了新增士兵的姓名、编制、驻地和指挥官，与督署提供的假花名册截然不同。地图上则用红笔标注了新增部队的驻扎地点，湘鄂边境的岳阳、临湘等地都有重兵部署，显然是为了防范中央军。
“还有，” 陈渠珍补充道，“赵恒惕还截留了中枢下拨的军饷和赈灾款，足足有三十万银元。军饷截留后，士兵的津贴减半，导致不少将士心怀不满；赈灾款被挪用采购军械，长沙县和望城县的受灾民众只领到了三成救济粮，其余都被中饱私囊。”
“军械是从哪里采购的？” 王士珍追问。
“上海的东瀛三井洋行，” 陈渠珍咬牙道，“上个月，三井洋行的货轮在岳阳港靠岸，卸下了两千支三八大盖、十门山炮和五万发子弹，都藏在军械库的地下库房里。赵恒惕还与三井洋行签订了后续协议，下个月还要采购一批重机枪和迫击炮。”
王士珍心中一喜，有了花名册、地图和这些证词，赵恒惕的违规行为便有了初步证据。他郑重地将油布包裹收好：“多谢陈师长，这份证据至关重要，中枢定会严惩赵恒惕，恢复你的职务。后续若有需要，还请师长继续配合。”
“王大人放心，” 陈渠珍点头，“我已联络了几个不满赵恒惕的团长，他们愿意作证，只要中枢出兵，我们可以在内部策应。”
王士珍与陈渠珍约定好后续联络方式，便连夜返回驿馆。接下来几日，他一边假意核查后勤营地和长沙县的赈灾情况，一边安排清特小组成员行动。
一名组员乔装成军械库的杂役，通过陈渠珍提供的暗号，成功混入库房。他趁着守卫换岗的间隙，潜入地下库房，果然看到一排排崭新的东瀛造步枪和山炮整齐地摆放在那里，连忙用相机拍下照片，又抄录了武器的型号和数量。
与此同时，王士珍走访了长沙县的几位士绅和商户。起初，众人因忌惮赵恒惕的报复，不愿多言。直到王士珍拿出中枢的承诺书，保证会保护他们的安全，一位经营粮行的老掌柜才敢开口。
“赵督军扩军后，到处摊派军饷，我们商户每个月要按营业额的三成缴纳‘军饷附加税’，若是不交，就会被士兵以‘通匪’的罪名抓走。” 老掌柜叹了口气，“上个月，我的粮行被摊派了五百银元，实在拿不出来，士兵就抢走了两仓库的粮食，说是抵税。还有赈灾款，我们只领到了一点点粗粮，大部分都被县太爷和湘军军官分了。”
其他士绅也纷纷附和，提供了赵恒惕摊派军饷、截留赈灾款的具体证据 —— 有的拿出了摊派通知书，有的提供了与军官的谈话记录，还有的带来了受灾民众的联名控诉信。这些证词与陈渠珍的供词、账本记录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就在王士珍准备返程时，赵恒惕突然设宴款待他。宴席设在督署的后花园，摆满了山珍海味，赵恒惕频频举杯，言语间不断试探：“王专员在湖南核查多日，想必对湖南的情况已有了解。不知中枢对湖南的治理还满意吗？我对中枢可是忠心耿耿，从未有过二心。”
“赵督军言重了，” 王士珍放下酒杯，语气平淡，“核查结果一切正常，湘军军纪严明，地方治理有序，我明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