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昀推开门，一股混杂着泡面味和脚臭味的空气扑面而来。值班室的灯还亮着，李大为趴在桌上睡觉，身上盖着一件皱巴巴的警服。
“又来这么早？”程浩从里屋走出来，手里端着杯热水，“陈教授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比我们正式警员还勤快。”
夏昀点点头，找了个角落坐下。这几个月他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节奏——早上七点到，晚上不定时走，中间跟着出警、做笔录、整理档案。程浩说他“有做刑警的潜质”，但夏昀知道，他只是把每个案子都当成了研究对象。
“昨晚没回去？”夏昀问。
程浩叹了口气：“王建国那个案子，又出幺蛾子了。”
夏昀翻开小本本，准备记录。王建国，71岁，三天前在公交车上因让座问题与抱孩子的周女士发生争执，动手推搡后突然倒地不起。送医检查发现肝硬化晚期，但老人坚持住院不肯离开，还要求周女士赔偿医药费。
“他儿子找到了？”夏昀问。
“找到了。”程浩坐下来，“叫王刚，开公交车的，就是老人闹事那条线路的司机。昨天李大为和陈新城找到他家，你猜怎么着？人家拿出了一份断绝父子关系协议书，上面签字画押都有。”
夏昀愣了一下：“断绝关系？”
“法律上没用，但人家的态度很明确——不养。”程浩揉着太阳穴，“王刚说，他爸年轻时候家暴，把他妈打得太惨了，一只耳朵都打聋了。他长大后带着母亲逃出来，早就和那边断了联系。”
夏昀沉默了几秒，在小本本上写下一行：家暴史导致赡养拒绝，法律与情感的双重困境。
上午九点，医院病房。
夏昀跟着李大为和陈新城走进病房时，王建国正躺在床上看天花板。老人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但眼神里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王大爷，我们又来了。”李大为拉了个凳子坐下，“您儿子那边，我们找过了。”
王建国眼睛动了动，没说话。
“他说不管您。”李大为直截了当，“还给了我们一张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
老人的手抖了一下。
陈新城站在窗边，背对着病床：“王刚说，您年轻时候打过他母亲，连耳朵都打聋了。”
病房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王建国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
“我是打过……”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玻璃，“可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我改了……我真的改了……”
李大为没说话。
王建国继续说：“我知道他恨我，可我现在……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了……我没钱看病，没人照顾，我连下床都费劲……”他抓住李大为的手，“警察同志，我不是想讹人，我就是……就是想让你们找到他……”
李大为轻轻抽回手，站起来。
走出病房，他靠在墙上，半天没说话。
夏昀站在旁边，看着这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年轻警员。他知道李大为的父亲也是早年离异，父子关系一直不好。
“走吧。”李大为深吸一口气，“再去一趟王刚家。”
下午两点，王刚家的楼下。
李大为已经蹲守了三个小时。夏昀坐在旁边的台阶上，陪着他。
“你不回去？”李大为问。
夏昀摇摇头：“记录完整案例。”
李大为笑了一下：“你们搞学术的就是不一样。”
又过了半小时，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拎着菜走过来。李大为站起来，拦住他。
“王刚，再谈谈。”
王刚的脸色变了变，但这次没有直接拒绝。他放下菜，坐在台阶上。
“你们烦不烦？”他点了一根烟，“我说了，不管就是不管。”
李大为在他旁边坐下：“你爸在医院，肝硬化晚期。医生说，如果不治疗，可能没几个月了。”
王刚抽烟的手顿了一下。
“我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李大为的声音很平静，“但你知道吗，你爸第一次闹事，是在你开的公交线路上。第二次也是。他不是想讹钱，他是想见你。”
王刚没有说话，但烟头的火光抖了一下。
“我不是让你原谅他。”李大为继续说，“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至于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王刚沉默了很久。
傍晚六点，八里河派出所。
夏昀整理着今天的记录，电话突然响了。是医院打来的。
“王建国病情恶化，需要肝移植。”医生说，“亲属捐肝是最好的选择。他儿子那边……”
程浩挂了电话，看向李大为。
李大为站起来：“我去。”
晚上八点，王刚家。